郭建标 浙江省宁波奉化市人民法院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1]现今世界各国保险法均规定了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我国20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在1995年《保险法》规定基础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相应完善。然而，作为保险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有立法规定过于宽泛、笼统，保险代位求偿权在司法实践中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仍然很多。

一、保险人支付部分保险金时代位求偿权是否成立

如果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全额向被保险人支付了其应赔付的保险金，根据保险法规定，其可在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但是，保险人在只支付了部分应支付的保险金时，其是否能在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求偿权，对此问题，我国保险法未予明确，实践中理解也不一。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保险人已支付部分保险金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在其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向第三人求偿，理由在于，在保险人已支付部分保险金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相应数额内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对于这部分已从保险人处得到补偿的损失，被保险人已不能再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此时，将这部分数额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保险人行使并不会对被保险人造成不利影响，对于未得到赔偿的部分，被保险人可向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择一行使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不会因部分求偿权的转移而影响对于未受偿部分损失的求偿权。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立法的规定也可看出，法律并没有要求保险人必须按保险合同约定支付完全部保险赔偿金后才能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二、被保险人出具的“权益转让书”的效力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即代位取得对第三人的求偿权。但在保险业实践中，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的同时，常要求被保险人签发“权益转让书”。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因保险公司仅提供“权益转让书”，但不能证明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法院以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应以实际赔付为要件而驳回了保险公司对第三人的起诉。[2]对“权益转让书”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和行使上所起的作用，有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文件是保险人取得和行使代位权的基础性法律文件，缺此，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于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即已成立，被保险人签署的“权益转让书”只起证明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及其范围的辅证作用。[3]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本质是法定的债权让与，无须被保险人同意，在保险公司进行保险赔付后，保险人即取得代位求偿权。实践中，对被保险人签发的“权益转让书”应分以下几种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一）代位求偿权已成就，“权益转让书”具有证据效力

当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赔付后，在保险赔偿范围内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即已转移给保险公司。被保险人签署“权益转让书”授权保险公司向第三人追偿，这种声明仅起证明保险人已向其赔付的证据作用，权益转让书的签署与否不影响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

（二）区别认定“权益转让书”的效力

当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赔偿款不能全部补足被保险人损失时，被保险人若签署“权益转让书”声明其将对第三人的求偿权利全部转让给保险公司，笔者认为这种声明只能是部分有效。因为，被保险人在已取得赔偿范围内的对第三人的追偿权已在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时自动转让给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无权处分这部分权利。但该声明也表明被保险人把其仍享有的还未受偿部分的对第三人的索赔权转让给保险公司，这种转让行为在法律上应属于债权让与。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向第三人行使的追偿权实际上由两部分权利组成，一部分是其支付保险金后获得的代位求偿权，另一部分是被保险人自愿让与的债权。如在已将这种债权转让情形通知了第三人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保险公司可以同时向第三人主张上述两部分权利，对被保险人这种自由自愿处分其私权的行为，应予以尊重。

（三）“权益转让书”就是债权让与协议

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被保险人若签署将其对第三人索赔的权利转让给保险公司的“权益转让书”，笔者认为，此时，被保险人签署的“权益转让书”其实就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达成的债权让与协议。债权让与属“无因契约”，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而不论债权让与的基础法律关系如何，保险公司因此可以获得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保险公司此时享有的权利不是保险代位求偿权，而是让与的债权。因此，实践中保险公司若以“权益转让书”为据，向第三人提起诉讼，法院应分具体情况予以不同对待，应慎重分析其法律性质，从而对保险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作出正确判断。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以谁的名义行使

我国《保险法》对以谁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有不同观点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该观点认为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建立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上，保险人只是在赔付了被保险人的损失后，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请求权，所以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必须以被保险人名义进行。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应以保险人自己的名义行使，该观点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依照法律规定产生，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不以被保险人移转赔偿请求权为要件，保险人可径直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对于第三人的求偿权。[4]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法定债权让与，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就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只能以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不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保险代位求偿权系保险人取得的法定权利，保险人行使该权利时无需被保险人的同意。同时，在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时，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相应的请求权已经丧失，要求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异于权利人以非权利人名义行使权利，这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制定法中得出如此结论，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4条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权时，被保险人未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的，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该第三人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5条规定：保险人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5条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应当以自己名义进行；以他人名义提起诉讼的，海事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我国立法也是倾向于保险人以自己名义直接向第三人行使求偿权，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应以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这样不但可以实现立法上的协调，而且在实务上也能够保证保险人保险代位求偿权利益的实现。

四、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免责约定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影响

被保险人基于其处分权，可以与第三人约定免责条款，免除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或放弃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若从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民事关系上看，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并无不当。然而，若被保险人既设定免责条款，又就同一保险标的向保险人投保，便会产生免责条款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冲突。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1条对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擅自免除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情形作了规定。[5]但对保险事故发生前，如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约定有免责条款，保险人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情形未作规定。在理论界有种通说，即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权利，具有法定性，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免责的约定均无效。[6]但也有观点认为，事故发生前，由于承保危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保险人、被保险人与第三者都无法预料事故的发生，也不希望保险事故发生，在此时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约定的免责条款有效，第三者可以此条款对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被保险人不能因此失去相应的保险保障。在美国明尼达苏州大北石油公司诉圣保罗火灾海事保险公司案中，美国明尼达苏州最高法院在此案的判决中认为，保险合同中没有禁止被保险人订立免除责任的协议的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有权诉诸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7]

笔者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代位权并未产生，故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为，不能认为是造成对该权利的侵害，因此，第一种观点在理论上难以成立；第二种观点则对保险人利益保护明显不力。笔者认为，为解决这一问题，应结合保险法相关规定予以综合评判并作具体分析。

（一）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就已存在。一般而言，被保险人抛弃或免除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是自由处分其权利的结果，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事前达成的免责条款如果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或社会公序良俗，从民商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原则出发，应承认并保护该免责条款的效力。但此时该免责约定应属于保险法规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如实告知的内容之一。因此，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事先订有免责条款的，如被保险人在投保时未明确告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其违反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契约或者提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如果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将与第三人订有免责条款的情形告知保险人，保险人明知存在减免责任条款仍同意承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款后行使代位权时应受减免责任条款的约束。

（二）免责协议系保险合同订立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达成。笔者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不再是仅属于其个人的权利，其行使亦关系到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在此情形下，被保险人可以引用我国新修订《保险法》第61条第3款的规定作为保险人抗辩被保险人行使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的依据。被保险人先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但没有对保险人尽到如实告知义务，有违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可以认定此时被保险人有导致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不能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五、不足额保险中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谁优先受偿

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在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未能弥补保险人全部损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其未受补偿部分的损失，保险人也可以基于其代位求偿权要求第三人为相应给付，此时，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果第三人的清偿能力难以同时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和被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时，是优先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还是保险人的代位权抑或者两者按比例清偿。一种观点认为，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金应优先补偿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保险人只有在被保险人获得全部损失的前提下，才能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保险合同中适用了比例分摊的条款。而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当第三人的赔偿额不能同时满足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时，应根据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按照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与被保险人未获完全赔偿的金额比例进行分摊。[8]笔者认为，应采用按比例分摊说，因为从代位求偿权的性质来看，其本质是被保险人转让的一种债权，其权利性质与被保险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性质是一致的。由于法律赋予了被保险人就未完全弥补损失的部分向第三人求偿的权利，但同时又没有赋予被保险人或保险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两者的债权平等，对第三人的赔偿只能平等受偿，按比例分配。这里还需注意的是，保险人因赔偿被保险人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不应包括在代位求偿范围内。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4条明确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

六、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

我国保险法未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期间及计算问题，这一立法上的漏洞给实务上带来困扰。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起算的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从代位关系以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出发，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适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诉讼时效。但也有观点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同于债权人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对第三者的债权时的代位权，保险代位求偿权是相对独立于被保险人的一种民事权利，应当另行规定诉讼时效。笔者认为，在代位求偿权诉讼中，保险人仍然是代替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损失赔偿请求权，只是所获得的利益归于保险人而已。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因此代位求偿权的诉讼实效期间起算点应以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而不能以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之日起算。如果因为被保险人的原因导致保险人向第三者索赔时时效期间已过，可以认定因为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保险人不能向第三者行使索赔权。此时，保险人可根据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保险人在理赔前已与造成损害的第三人进行过磋商或就其部分损失向第三人提起诉讼，此时是否构成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中断，笔者认为，此情形并不构成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因为，此时保险人尚未支付保险金，还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只有向被保险人理赔后才能取得代位求偿权，其后保险人的追偿行为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七、人身保险中能否适用代位求偿权
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体科字2006[29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教育厅（教委、教育局）：
　　现将《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体育总局
　　　　　　　　　　　　　　　教　 育　 部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的有关要求，适应体育事业发展对各类体育人才的需要，更好地解决运动员的就学和就业问题，现就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体育职业教育工作，促进体育事业协调发展
　　（一）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满足社会对体育行业职业人才需求的重要措施，对体育教育、社会体育、体育产业发展和各类体育相关职业岗位人才培养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体育行业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体育行业的新职业、新工种不断涌现，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技能体育人才。大力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满足社会和体育行业对技能型、应用型人才需求的重要途径。
　　（二）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巩固业余训练，扩大后备人才队伍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职业教育已经形成了既培养竞技体育需要的高水平运动员，又为社会培养各类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系，是我国竞技体育和体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各级体育运动学校的协调发展，可以为运动员就学、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是巩固和发展业余训练的重要保证。
　　（三）发展体育职业教育是解决退役运动员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体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运动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性举措。加强体育职业教育可以为运动员提供新的学习、就业平台，更好地发挥运动员专业技术优势，为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
　　二、坚持以体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促进体育职业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四）体育职业教育要坚持面向运动员，面向体育特长生，服务于人民群众的体育职业技能教育需求为目标，坚持以体为本，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围绕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以提高运动员和各类体育职业院校学生体育职业技能水平为目标，同时兼顾为各类体育从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五）发展体育职业教育要坚持以全国体育职业院校为依托，建立符合体育事业和社会发展需要，与市场需求和社会就业趋势紧密结合，逐步建立以全社会职业教育体系为广泛基础，与各类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能够满足运动员和体育职业院校学生充分就业、就学这一目标的现代化体育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体系。
　　（六）发展体育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体育技能为特色，以综合素质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市场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认真研究体育事业发展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对本区域内体育行业人才层次、类型和需求进行分析预测，推动体育职业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形成面向市场需求办学的新思路。
　　（七）要加强体育职业教育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要围绕市场和社会需要，与职业实践和岗位需求紧密结合，不断更新教学和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高度重视实践和实训环节教学，突出培养运动员和体育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能力、职业转换能力和职业技能素养，积极鼓励体育职业院校学生在学、运动员在役期间及退役后能够获得多种从业资格证书。
　　三、巩固和适度扩大体育职业院校办学规模，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八）各类体育职业院校既是向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主渠道，又是各类体育人才的培养基地和输送基地。发展高等体育职业教育，能够为各级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运动员创造新的学习条件，提供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疏通体育运动学校与高等体育职业（技术）院校之间的生源输送通道，适度扩大体育运动学校和体育职业（技术）院校的规模和数量，有条件的省区市体育部门可根据当地社会发展需要创办高等体育职业院校。
　　（九）加强体育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逐步建立体育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完善、落实教师进修制度，完善兼职教师聘用制度，支持院校面向社会聘请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老师。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十）根据市场需要和体育事业发展要求，及时调整体育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积极推进体能训练、运动康复、运动营养、运动保健、运动心理等专业建设，重点培养运动队短缺且急需的专业型高技能人才，同时积极设立面向新兴职业的专业，为社会培养具有体育特色的有用人才。做好教材编写工作，建立适应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职业教育需要的教材体系。
　　（十一）加强体育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不断更新教学和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办学质量。在体育职业学院可设立体育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基地，鼓励和支持体育职业院校积极申报全国或省区市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
　　四、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十二）严格按照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有关职业准入制度的规定，加强体育职业鉴定工作。各类体育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执证上岗的规定，优先录用取得体育职业院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十三）全面推进和规范体育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证书颁发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尽快建立能够反映体育行业发展和新兴职业岗位需要的职业资格标准体系。
　　（十四）充分发挥体育职业院校在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方面的优势，以体育职业院校为基地建立布局合理的各类体育职业资格鉴定和体育职业资格认证网络。
　　五、多渠道筹措经费，不断改善体育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
　　（十五）各级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要继续加大对体育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经费支持力度，并力争每年有所增加。
　　（十六）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组织专业人员制定体育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设施设备标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教学条件。
　　（十七）要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确保各项经费用到实处。
　　六、加强行业规划和指导，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体育职业教育与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
　　（十八）各级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体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切实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把体育职业教育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资源配置、条件保障、政策措施的统筹管理。积极开展本区域、本部门人才层次、类型和需求分析预测，组织专家对体育职业教育和体育职业院校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供咨询服务，为各类体育职业教育提供各方面用人需求信息，帮助相关院校和培训机构根据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不断改进教学内容。
　　（十九）建立体育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和体育职业教育工作检查督导制度，协调和指导全国体育职业教育发展。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为体育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和体育职业院校的发展与改革服务；全国高职高专教学指导委员会要加强对体育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积极鼓励体育职业院校成立体育职业教育研究会，加强各体育职业院校间的交流协作，研究教学和管理等方面问题。
　　（二十）各级体育主管部门要在体育职业教育规划中重点加强体育队伍管理人员、教练员等专门技术人员的队伍建设，各项目协会要积极协同和支持相关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开展体能师、康复师、营养师、按摩师、科研监测人员等短缺型高技术专业人员的培养，以满足体育事业发展对特殊职业人才的需要。
　　（二十一）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培训单位要从实施“科教兴体、人才强体”的战略高度，从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体育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将体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纳入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发展规划，积极扶持和发展体育职业教育。
　　（二十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和支持体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强与体育主管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根据实际对本地体育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增加或置换相应的特殊要求，促进体育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科研发展和师资培养，充分发挥体育部门举办体育职业教育的作用，依托体育行业，办好本地区的体育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