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与临床教学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刘凯


前言
从以往的医患关系来看，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之一的隐私权与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的职能是不存在交集的。但是，由当前众多媒体的报道来看，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在临床教学（或称之为对患者的诊疗）的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处于上升的态势。对于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适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 隐私、隐私权以及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概念
所谓隐私，是指自然人自身所享有的与公众利益无关并不愿意他人知悉的私人信息。
所谓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一般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主要包括个人生活宁静权、私人信息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及个人隐私利用权。（王利明《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149）
从我国当前临床教学的实践来看，承担临床教学职能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附属医院，一类为教学医院。所谓附属医院，笔者认为是指高等医学院校（系）设置的包括承担临床教学职能在内的医疗机构。所谓教学医院是指经卫生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评审，达到教学医院条件，并与高等医学院校建立起稳定教学协作关系的地方、部门、工矿、部队所属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丁涵章等主编《现代医院管理全书》，杭州出版社，1999）
笔者以为，不管从何种角度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进行定义，有两种固有的性质是此两类医疗机构所共有的。一是承担公共医疗卫生的职能——根据我国当前所颁布的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来看，任何一个医疗机构都具有此种职能；第二，承担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实习和临床教学的职能。
二、对医疗机构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产生纠纷呈上升态势原因的分析
经过笔者与医院管理层和一线医师的交流，发现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医生们的观点大体如下：
第一类，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在逐渐提高，而医生在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及带教时，还在延续着老的方法和思路；
第二类，患者一旦选择到附属医院或临床教学医院看病，就等同于默认了其会配合医院的教学职能，因此有些患者主张权利，显然没有道理；
第二类，患者在滥用自己的权利。如果患者到具有临床教学职能的医院来看病，如果个个都强调自身所享有的隐私权，那么医学科学如何发展？国家如何培养医学科学的专业性人才？患者应当考虑到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临床教学行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是为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我们认为，前述几种观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法学的角度看，前述观点还有继续商榷的余地。
根据民法理论，除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外，任何民事主体不得推定其他民事主体未予明确的意思表示为“默认”。果真如此，则等同于任一民事主体均可对他人享有设定民事义务的权力，这种做法与民法的基本理念——民事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地位显然不符。
当患者来医院检查身体或治疗疾病时，不管是在门诊进行诊疗、还是在急诊进行抢救或是入住医院进行治疗，都与医疗机构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一般情况下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是存在“对价”的。此种“对价”就是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医患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就患方而言，患者应如实地向医师陈述自己的病情并支付相应诊疗费用；就医方而言，医师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
从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角度来看，其面对自己的经治医师如实陈述自己的病情，是为了使其自身更大的利益——生命健康权得到保障，而放弃了自己所享有的针对自身所患疾病这一个人隐私的隐私权。但是，从医师或者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这应当被视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患者作为一方合同主体为了医师实施诊疗行为所给予的配合。根据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这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所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非如此不能达到医患双方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这是患者在与医疗机构订立医疗服务合同之后，依据医学科学，为了医疗服务合同订立的目的，在客观情形下、针对特定的对象、自愿的缩小了其自身隐私的外延。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患者来到医院看病就不享有隐私权。
如前所述，患者缩小自身隐私的外延的行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是必须的。但此种必须的前提是患者自愿，并且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自愿。根据民法理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除患者的经治医师、护士为了合同的目的有权要求患者如实陈述及配合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患者的隐私权。如前所述，患者的隐私权只能由患者自身决定是否部分放弃或完全放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这一条文，明确指出了医疗机构被设立的目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扶持医疗机构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结合此条例所规定的第三及第四条的规定来看，不管是公立医疗机构也好，还是私立医疗机构也罢，只要是医疗机构就都具有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
根据前述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由设立它的高等医学院校（或系）所下达的，笔者认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附属医院的“职务行为”。而对教学医院的概念界定后，我们可以看出，某一个医疗机构如果成为一个教学医院，其应当经过的程序包括：１、由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评审；２、在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由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进行协商。在前述两个程序完成之后，医疗机构才能在除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之外具有临床教学的职能。由此可以看出，医疗机构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并非其被设立的本来目的。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教学职能，是其在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并经行政部门审批后，与高等医学院校（系）经过协商之后所取得的。因此，这就等同于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名合同，在此一合同之中，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此种教学职能是根据双方的约定或者惯例，其所应当负担的一种合同项下的契约义务。
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合同具有相对性，在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不涉及除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因此，医学人才的培养，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等事项的约定，只能认为是签订这一无名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这一合同的目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确实能够让普通人受益，那么能否认为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职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呢？由我国当前法学学者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来看，尚没有形成一种通说。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且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诸多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设施、产品或服务。因此，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医学科学是一种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某一方面（在本文特指公共医疗卫生）的实现所为的一种必要的行为，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以及临床教学中，过分强调前述任何一种权益都不恰当。
通过前述的简要的分析，笔者以为，当前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呈逐渐上升态势的原因，应当是对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自愿缩小其自身所享有隐私外延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理解上的偏差所造成的。我们呼吁患者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临床教学的行为给予支持，而医疗机构则应在充分尊重患者隐私的情况下安排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看，此种权利应当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一个社会要正常有序合乎理性的向前发展，就必须要对自然人所享有的那些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给予合法并且合理的限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此种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所要作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种“尺度”，既不允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侵犯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也不允许自然人以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理由来藐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
就隐私权与临床教学之间所产生的问题来看，本质原因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关于农村新增人口土地调整纠纷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几点思考

[摘要] 对于农村新增人口土地承包调整纠纷，某些人民法院将此类纠纷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审理，认为村委会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新增人口要求分地，对村委会享有一种程序性诉权应予保护，笔者认为法院将此类纠纷纳入行政案件予以受理并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中央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要求。农村新增人口承包土地的权利，在土地发包时，应得到平等的土地分配，而在承包期内，则受到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
关键词：新增人口 行政案件 大稳定 小调整 村民自治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对于农村新增人口土地承包调整纠纷，某些人民法院以村委会作为被告，新增人口作为原告，将此类纠纷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审理，并判决村委会对新增人口要求承包地的事项，限期履行召集村民大会研究的程序性职责；并对新增人口因没有承包地由村委会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判决认为，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村委会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新增人口要求分地，对村委会享有一种程序性诉权应予保护，村委会应当提交村民大会研究。根据法院的有关行政诉讼案件的情况统计，此类案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普遍性。笔者认为法院将此类纠纷纳入行政案件予以受理并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中央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要求。
一、农村新增人口土地承包权利的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央关于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一系列政策，是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根本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家庭承包方式作为基本的承包方式，家庭是相对于村集体享有承包主体资格的承包方。家庭中的个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这种权利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但这种权利是通过所在户来行使的。而且，这种权利在土地发包时和土地承包期内，在法律和政策上的规定是不同的，在发包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应纳入平均分配的方案，发包到户；而在承包期内，由于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法律制度，也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对于新增人口的问题，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承包土地是“大稳定、小调整”，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做好“小调整”工作还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二是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三是“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四是绝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下列土地应当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者承包给新增人口：（一）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二）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三）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解决人地关系的矛盾，按“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只能在农户之间进行个别调整。目前已留有“机动地”的地方，必须将“机动地”严格控制在耕地总面积5％的限额之内，并严格用于解决人地矛盾，超过的部分应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包到户。目前尚未留有“机动地”的地方，原则上都不应留“机动地”。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依据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应当是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而对于新增人口要求承包地的问题，在符合政策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村民自治和相应的行政指导协调解决。
二、村委会在履行农村土地承包调整职能过程中，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也不具备行政赔偿资格。
行政诉讼的被告应当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而村委会不是行政机关；对于村委会履行农村土地承包调整职能，也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首先，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显然不属于行政机关。其次，村委会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行政职权。《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村委会对于土地承包作为发包方，在统一发包时，应当保障全部的村集体成员依法享有承包权；而在承包期内，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村委会则不能为了保障新增人口都及时得到承包土地，而频繁调整土地承包关系。只有在人地矛盾突出，并且有可供调整的土地，也只能依法进行个别调整。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综上，村民委员会、村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对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是基于对土地的所有权，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一种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区别不同情况多方面的经营、管理；对于土地承包调整事项，村委会只有提交研究权和事务执行权。这种权利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所享有的国家行政职权，村委会对土地的管理代表的是村民自治原则范围内的村民会议的意志，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独立的行政主体，对于授权的事项，有独立的决定权，并能对外独立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村委会对集体土地的承包调整事项没有独立的决定权，必须提交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
新增人口因没分到地要求村委会赔偿，法院对此适用行政赔偿判决也是错误的。村委会同样不具备行政赔偿主体资格，行政赔偿的款项也没有来源。显然也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三、村委会对需要进行“小调整”的土地承包事项提交村民大会研究，属于村委会的酌定事项，不同于行政主体必须作为的法定职责
法院不仅将农村土地承包调整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而且判决村委会在两个月内履行其法定职责。在出现人口增加要求村委会分地时，法院对此将村委会提交村民大会研究，视为行政主体必须作为的法定职责是错误的，这不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央政策的规定。
在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１９９５年５月６日）中明确提出：原土地承包办法基本合理，群众基本满意的，尽量保持原承包办法不变，直接延长承包期；因人口增减、耕地被占用等原因造成承包土地严重不均、群众意见较大的，应经民主议定，作适当调整后再延长承包期。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地方，要不断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切实解决好新增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未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地方，也应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山东省政府《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经营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 土地承包合同重新签订后，双方必须严格履行，不得因人口变化而增减土地，擅自变更承包合同。实行两田制的村，因承包方人口增减确需调整土地的，可采取增加口粮田、减少责任田或者减少口粮田、增加责任田即两田互补的办法解决。
从以上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来看，村委会只有在人地矛盾突出、群众意见大，并且村里有可供调整的土地的情况下才将土地承包调整事项提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决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有权召集村民大会的主体有两个：其一是村委会，其二是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要求。不是某一户人口增加或者村里人口有所增加要求分地，村委会就有权直接给其分地，或者村委会就必须将该请求提交村民大会研究，村委会应当综合村里的情况，看是否符合“小调整”的条件，并且按照“小调整”的程序依法办理。这种“小调整”的条件，对于一个村里的人口和土地的实际情况来说，是非常复杂和不断变化的，仅在一个行政诉讼当中是难以查清的。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村里的人口增减也好，还是某一户的人口增减也好，不能直接导致村委会就必须提交村民大会研究，这显然不同于行政主体依照法律规定的职责必须作为的法定情形。
四、农村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承包，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承包（不宜家庭承包的荒山、荒滩等土地承包除外）
法院的判决是以个人为诉讼主体的，这与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所以，户才是与村发生土地承包关系的主体，一个家庭中的新增人员在实体法上不具备承包土地合同的主体资格，当然也就不存在程序法上的诉权。新增人员的承包经营权应当通过所在户来主张，在承包期内，新增人员的承包经营权，根据政策规定，一般是通过家庭内部对原来所承包的土地重新分配自行解决。作为每个村民，虽然都享有的平等的承包经营权，但在承包期内，在目前法律制度和政策设定上，只能局限性、限制性的实现，这种限制性就是新增人员的权利行使，受到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整体利益的限制。
五、法院对此类案件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审理的弊端：
新增人口能否从村里再分到相应的土地，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和中央有关土地承包的政策规定进行，农村人口的现实增减有多种情况，有新生、去世的，有结婚、上学、入伍的，有进城经商打工弃农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引起人地矛盾纠纷，法院将村委会向村民大会提交研究事项的行为，视为行政主体必须作为的法定职责属适用法律错误，实际上是国家的审判权介入了村民自治的领域，如果村委会在执行国家法律、党的政策存在什么问题，应当由县级以上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进行管理、指导、协调，对发生纠纷的按法定途径依法解决。法院用行政判决调整人地矛盾纠纷可能带来以下问题：其一判决事项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所要解决的纠纷事项并没有解决。如果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判决，法院难以强制村委会必须召开村民会议。即使村委会自动履行该判决，也可能村里没有可供调整承包的土地，这样也就没有提交村民大会研究的必要性，当然，也可能出现其他人也要求分地的情况。如果村委会违背民主议定的原则，强行给其分地，就可能损害其他村民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带来其他难以预料控制的矛盾。这样的行政判决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其二、这样的行政判决带来的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重混乱，并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从法律效果上，这样的判决由于适用法律错误，客观上带来法律效果的混乱。如果认为村里的新增人口要求村委会分地的要求，是一种应有法院主管保护的程序性诉权，并且对这种程序性诉权用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予以保护，不考虑户为单位进行土地承包的法律制度，不考虑该户目前到底有多少承包地，以及与该村人均承包地的具体情况，不考虑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核心的原则，不考虑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就判决要求村委会必须履行其法定职责，必须提交村委会讨论，至于村民大会是否决定给新增人口分地则在所不论；对此可想而知，这种判决是一个空判，难以执行，法院自身也难以执行结案。这必然有损法院裁判的法律权威。审判权介入到不该介入的领域，超出了法院的主管范围。只有统一正确的适用法律，执行政策规定，才能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从社会效果上，这种判决同样会带来村委会工作管理的混乱，势必对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形成冲击，其后果有可能激化其他矛盾。一个村的人口增减是经常变化的，如果其他新增人口纷纷效仿此道，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村委会分地，法院就判决要求村委会召开村民会议研究，将不利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有违服务大局的执法要求。

东营市人大内司委 商平度
0546-8331998
13562258351
参考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4〕21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
4、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
5、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法律贯彻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 农经发[2003]8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