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日前在微博上透露，今年两会期间她提出的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的议案，已接到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函复。函复称财税立法方面的现状已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短板。但对议案最关键的两点，即终止税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和此后税收由人大立法，函复中并未明确提及。那么，我国税收立法权是否应该尽快收归人大呢?
　　其实，税收法定如今已成为财政法治中无须多言的基本原则，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也是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最初税收立法赋权的历史合理性，对税收立法收归人大工作的综合性、长远性和复杂性，我们亦应当做好全面和充分准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航，税制建设的需要较为迫切，但税收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恢复日常工作不久的全国人大也无足够的力量及时地建立完善税制法律制度，因此，对国务院进行相应的税收立法授权，让国务院先行实践探索，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次优选择，并不背离税收法定原则的本质要求，对我国在改革开放建设初期直至如今的税法体系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不容否认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不能用后来出台的《立法法》关于授权立法的相关规定全盘抹煞税收授权立法的积极意义和伟大成绩，对税收行政法规中所体现的现代法治因子和有益元素也应当予以平和的审视和坦然的肯定。
　　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有授权便有收回。税收立法权收归全国人大，是历史的大势所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公民民主法治理念的不断强化，税收立法无节制授权的问题日益突出，政府既当税收裁判者，又当税收运动员的角色亟待扭转。税收立法从草莽到绅士的华丽转身，应当逐渐摒除掉授权立法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肆意、封闭、缺欠正当性等种种弊病，逐步走上与我国税收民主法治建设历程相合拍的人大立法的康庄大道。
　　当然，将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注定是一件涉及方方面面的整体性工作，需要分情况分步骤谨慎进行。对于现行有效的税收行政法规，应承认其约束力，但可在全国人大监督指导下，对现有税种进行相应修改；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后，只向后禁止新的授权立法行为，对原有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逐步逐件清理，或根据具体情况上升为法律；在严格遵守《立法法》规定的前提下，依然可以保有一定数量、有限度、有针对性、符合税收法治要求的授权立法。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 王金勇
当事人对明知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合同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基本案情：
刘某、陈某均系某A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张某为该公司的会计。2002年，张某以刘某的名义与陈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刘某在A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陈某，并约定了转让价格。刘某知道张某以自己的名义与陈某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认为其未授权张某且也未在协议上签字，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未作任何表示。协议之后，陈某要求刘某履行协议的相关义务，刘某认为其与陈某之间并无任何有效约定，拒绝转让股权。陈某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刘某明知张某以自己名义与陈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而未作否认表示，该协议对刘某是否有效？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刘某知道张某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作否认表示，应当视为同意，应当由刘某承担该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不应当承担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张某没有代理权即以刘某的名义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后刘某拒绝追认，该协议对刘某不发生法律效力，应当由行为人张某承担责任。不存在例外的情形。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本案的主要问题是，本人对知道他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合同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应当来说，《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不一致的。除去表见代理的情况之外（构成表见代理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致的，被代理人都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民法通则》规定本人需要对他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合同法》则规定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应该适用哪一个规定？对于法律适用，从形式上来说，首先考虑的是法律位阶。两部规范性文件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法律位阶是一样的，不存在高低的问题。因此从法律位阶上是无法确定适用的。法律适用的原则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一般来说，《民法通则》是有关基本民事行为的规定，涵盖了一般的合同行为在内，一般的民事行为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合同法》是合同行为的专门性规定，合同行为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一个合同行为，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相对于《民法通则》来说，《合同法》是特别法、新法，应当优先适用。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要当事人对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合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不尽合理，也不现实。在《合同法》的规定中，具有要约内容的商业广告或者悬赏广告，视为要约。相对人一旦实施了该广告中的内容，合同成立。在这种成立合同的过程中，要约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如果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本人如果知道了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商业广告或者悬赏广告，就必须作出否认表示，否则就要承担责任。但是鉴于要约的相对人是不特定，本人是没有办法作出否认表示的。这种情形下要本人承担责任，显然不合理。《民法通则》规定的以他人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既可以包括合同行为，也可以包括侵权行为。既可以是合法行为，也可以是非法行为（注意《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即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对于那种侵犯本人姓名权而从事的合法的或非法的行为，是否还坚持认为应当由本人对行为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呢？当然不可以。因此，对于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而不应该由本人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秦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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