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12年物联网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12]1203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办公厅（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加快引导和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根据有关工作部署，2012年我委将组织实施物联网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专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目标
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以重点领域的物联网应用示范为依托，着力突破制约我国物联网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为物联网规模化发展提供有效的产业支撑；制定基础共性技术标准，完善物联网标准体系，着力解决我国物联网应用的互联互通问题；依托已有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着力解决检测认证和标识管理问题；加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着力培育发展一批物联网技术研发和产品设备制造优势企业。
二、支持重点和要求
重点依托交通、公共安全、农业、林业、环保、家居、医疗、工业生产、电力、物流等10个领域我委已启动的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统筹推进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标准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完善产业链，为重点领域物联网应用示范提供有效支撑。
（一）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1、低成本、低功耗、微型化、高可靠性智能传感终端。
一是专用及多用途感知设备，如：集成加速度/温湿度/光感等传感技术、RFID技术及定位技术的智能终端；基于环保监测、森林资源安全监管、油气供应、粮食储运监管、电网管理、食品质量安全监控等物联网应用、并支持多种通信传输方式（如TD-SCDMA等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远程监控智能终端等。
二是传感器件，如：精度在±0.02%以内的低成本压力/应力光电传感器、高灵敏度GMR/TMR磁性传感器、CCD/CMOS图像传感器、精度在±0.2℃以内的数字温度传感器、精度在±3%以内的数字湿度传感器、快速响应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等通用传感器，以及粉尘传感器、PM2.5细粒子传感器、磷化氢传感器、烟雾传感器等基于自主核心技术的专用传感器。
三是用于传感器/传感终端的专用芯片，如：基于CMOS工艺、支持多协议处理单元、接收灵敏度优于 -70dBm且输出功率大于23dBm的超高频RFID读写设备芯片；基于CMOS工艺、激活灵敏度优于-14dBm、存储器不小于2Kb且芯片面积不大于0.25mm2的超高频RFID标签芯片；基于CMOS工艺、接收灵敏度优于 -100dBm、输出功率在-10～3dBm范围、最大功耗为25mA且支持消耗电流小于5µA的低功耗监听模式的微波频段RFID标签/读写器芯片；基于CMOS工艺的压力/加速度/陀螺仪微机电系统专用芯片等。
2、智能仪表。集传感器、微处理器、智能控制和通信技术为一体的智能化、网络化仪器仪表等。
3、网络传输设备。物物通信技术和传感器网络通信产品，如：自组织通信网络、无线传感网设备，基于TD-SCDMA技术的M2M通信模块等。
4、信息处理产品。物联网海量信息分析与处理、分布式文件系统、实时数据库、智能视频图像处理、大规模并行计算、数据挖掘、可视化数据展现、智能决策控制以及基于物联网感知层与传感层间数据接入中间件（包括物联网传感节点标识定位、底层解析软件）等。
（二）基础共性技术标准研究制定
重点支持物联网应用示范亟需的基础共性技术国家标准的研究制定，包括：标识与解析、智能传感器接口、中间件、信息安全、测试方法等。
（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1、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以现有第三方评测服务实验室（平台）为基础，整合相关优势资源，构建涵盖物联网标准与知识产权信息查询、标准符合性验证，及物联网智能传感终端、智能仪表等产品检测与认证、解决方案测评等功能的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2、标识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以提高物联网标识管理和规划能力，促进物联网应用跨行业、跨平台、规模化发展为目的，研究提出物联网标识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物联网标识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建立物联网统一标识管理和公共服务平台。
三、申报要求
（一）项目主管部门应根据投资体制改革精神和《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专项实施重点的要求，结合本单位、本地区实际情况，认真做好项目组织和备案工作，组织编写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要点见附件一）并协调落实项目建设资金、环保、土地、规划等相关建设条件。
（二）项目主管部门应对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如银行贷款承诺、自有资金证明等）进行认真核实，并负责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三）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类项目，承担单位原则上应为企业法人，研发产品需面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启动的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应用，重点支持与应用示范工程主管部门或牵头实施单位签订合作协议的项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类项目，承担单位原则上为行业内具有相应工作基础的企事业单位；基础共性技术标准研究项目，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牵头实施申报。
（四）各单位应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资金筹措、项目实施能力，以及较好的资信等级；在制定建设方案时，严格控制征地、新增建筑面积和投资规模。
（五）为加强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工作，本次专项继续采取纸质材料申报和网上申报并行的组织实施方式。
请项目主管部门于2012年5月31日前，将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和有关附件、项目及项目单位基本情况表（见附件二）、项目的备案材料等一式两份（同时须附各项目简介及所有项目汇总表的电子文本）报送我委高技术产业司。
同时，请项目主管部门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系统http://ndrc.jhgl.org/xxcyh，履行相关网上申报手续。纸质材料申报和网上申报的截止时间相同，项目信息应完全一致，未履行网上申报手续的项目将不予受理。
（六）在项目主管部门申报的基础上，我委将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支持。
特此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目前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中存在问题初探

杨飞


自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被高检院列入七项公诉改革内容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2003年，“两高”、司法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表明了高层对这一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但是从运行实际情况看，该项改革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 定位模糊
首先应明确，无论是称普通程序简化（简易）审，还是称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方式其实质含义并无二致。目前对简化审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的一种新型审判模式1；一种观点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刑事案件法庭审理方式或技巧而已2。显然后者更趋保守，两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各地探索改革方法时在能不能破法、在多大程度“破法”上做法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很大。如果将简化审作为探索新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来对待，则似乎应当允许个别地区有选择的制定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规则。自《意见》发布后，其用意显然比较谨慎，虽然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但是目前实行简化审大范围突破刑事诉讼法的现象应该终止，认真地贯彻适用该《意见》。因为凭借各自理解一哄而上五花八门的改革措施确实存在着破坏法制统一，自行造法的弊端。基层司法机关不能超越法律借此为自己减压解负。
推行简化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何将其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审的规定已经十分粗疏，这就为简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宜减则减、宜繁则繁”的法律空间，简化可以理解为法中本来应有之意。之所以简化，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庭审中存在着人为的不科学和复杂化做法，故改革的对象不是法条，而是在条文允许的空间改革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由不规范带来的积弊。在简化改革中决不能为简化而简化，不能伤及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某种程度上讲，简化改革中甚至不是规定可以不做什么，而是规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简化审应该视为刑事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科学化操作改革。认为简化审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新的庭审方式是不准确的。改革不应该与刑事诉讼法有任何冲突，其重点是对庭审中原有的不必要的烦琐、混乱做法进行科学规范，目标应放在建立科学高效的一系列庭审调查、辩论规则，所以不是一味“简化”，而是着眼于“优化”。
二、 追求效果单一
推行简化审的初衷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大部分的基层法院在论及推行简化审的效果时都讲到此举明显效果是大大缩短了庭审时间，从而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决定诉讼效率的显然不只是庭审效率，完整的庭审时间与目前大量繁杂的庭外诉讼时间相比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案件的庭审时间由一天减为2-3小时，可以说对整个诉讼时限影响甚微。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因此，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应放在整个诉讼环节。目前缩短庭审时间后并未达到缩短审理期限的现象大量存在，可以讲，缩短审限的预期目标大半是落空了。况且，在目前将简化的目光盯在刑事诉讼最关键的庭审环节大加删减，实为不智之举，与刑事诉讼中突出庭审作用的方向是相悖的，将越发加重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所谓缓解法院压力，究其实是缓解了法院开庭的压力。我国的普通程序本来就比几乎所有法制发达国家更为简单和粗疏。这种视开庭为压力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司法人员不习惯于规范化庭审，不愿受庭审规则约束的随意化心态。开庭不重视，庭前庭后看案卷，此种做法与新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的方向背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简易化审理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是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为出发点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化审理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3。
三．操作规范繁杂而不实用
大部分地区制定的“操作规程”（包括《意见》）其实都对庭审中如何具体减化拿不出多少办法，而对于如何保证简化规定的更少。反而在庭前附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前置程序，如检法双方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询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前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法官对起诉书的阐明等。一些地方为此又自创了一批法律文书。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数既规定适用条件，又规定了排除适用条件、中途变更事由等，比之普通程序还要复杂和难以掌握。这种烦琐的范围规定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切实为被告人所理解并充分运用，是一个问题。实质上成了法院检察院掌握内部文件。而且，多数操作规则中的外围性规定和实质性规定在法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即使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满足了规定中的其他条件，如配套措施跟不上，案件能否顺理成章的按照后面设计好的措施自然而然简化下来？能否达到庭审效果焦点突出、效率提高？都值得怀疑。这说明该规定的内容太少，不该规定和限制的内容太多。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否适用简化审理，主要的提起主体应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察官法官根本无须过多审查。被告人同意了，案件自然简化，想复杂也因庭审无对抗性复杂不起来。
总而言之，许多基层司法机关的操作方案存在着主次内容比例失调、实质规定缺乏的弊端，操作方法上随意化很大。即使是庭上简化规定，也对于举证质证、辩论规则、法官认证标准和参与主动调查的程度等规范不够，对防止重复举证，控辩双方隐瞒证据、证据突袭，举证重点不突出等缺乏应对办法。不能不说是条文结构不合理，指导意义并不大。
四、无谓的法律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本已十分简单，简化的对象无必要也无依据集中在法条上。即使要改，应在如何增加创新意义的措施上做文章。但目前庭审中存在着公诉人不讯问、辩护人不发问、合议庭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移到庭前开庭后省略、只辨量刑、控方组合出证、庭前法官阅卷、对被告人实行程序性的从轻处罚等，与现行法律是冲突的。既无依据，有些规定又对提高效率作用不大，完全可以不省略。如对被告人适用程序性的从轻处罚，已经明显带有交易的性质。而“被告人认罪”仅对辨诉交易有意义，按惯例应由控方根据需要向法官提出，不能由法院给予一律从轻。有人认为，一旦被告人对从轻处罚期望过高，判决后失望，提出二审，重新展开对抗，则效果不好。再如控方组合出证，在无庭前证据开示的情况下，肯定限制了辩护权，使辩方丧失获得对己有利证据的机会。即使我国实行证据开示，但被告人并不参与开示，因此综合出证也必然限制其辩护权，举证时应该给被告人以认可的机会。4官庭前阅卷更是违反“中立”的职业规范。
对目前适用简化审理的案件，如果非要减少环节，倒不如明确规定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人、鉴定人可不出庭，允许辩护人庭前到控方阅卷，法官适当尊重控辩双方达成的证据合意等。既可避免目前一味强调“证人出庭”而无法实现的尴尬局面，利于建立合理的证人证言采用规则，也符合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允许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方向。
五．职权主义明显，配套措施不够
简化审推行初期，一些地方出台规范时存在着检法各自为政，独家定规则的现象。在大部分检法共同出台的规定中，都很少考虑被告人、律师方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加入了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十分及时。但是其中内容仍对律师方权利涉及甚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所以该项改革在实践中律师普遍反映冷淡，认为限制了辩护权。可以预计短期内这种现象不会改变。对于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业务萎缩后大量无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被动地位更明显。毕竟庭审是刑事诉讼的重心，不通盘考虑各方立场，就不能实现庭审的应有作用。对于辩护人，庭审是体现其作用的关键，不给其任何权利，只让其“配合”审判简化（一定意义上限制其庭上发挥），也是不公平的。目前之所以律师抵制的声音小，一方面是无律师被告人多，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律师迫于形势、被动接受的现象。
漠视被告人、辩护方的权益是简化审改革中职权主义色彩仍然浓厚的表现。但是，法院一方面想摆脱案件积压的羁绊，一方面又放不下长期形成的职权主义审判习惯，不能容忍或不信任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在庭前过滤加工。突出表现在庭前要求控方移送全部案卷，或主持控辩双方的证据交换等，本身就有矛盾。这也是当前简化庭审中“简化而不优化”，法官庭审压力减少工作量并未减少的原因所在。应该看到，检察院适用简化审时主动与法院配合过多，客观上放弃了一部分检察职责，使法官的思路与控方合拍，达到有利于控方的目的，也难辞其咎。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简化程序的运转多以检方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中尽管拥有一定司法审查权，但仍处于受监督地位，以确保控审分离。
简化审的配套措施中，完善审前程序最必须。现行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这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现实基础。5一是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将简单案件的大部分庭前操作交由控辩双方去完成，既可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又可调动控辩双方主动适用简化审的积极性，必然使庭审焦点突出、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法官居中”地位的逐步确立。让控辩双方提前开示证据比法官提前阅卷无疑效果好的多。二是切实落实对无辩护人被告人指定律师和搞好法律援助工作。这都需要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配合。另外，在证据开示中，一般不应由法官主持，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法官主持证据开示需由非审判法官进行，6而这一点我们目前根本办不到，故法官主持证据开示很有可能形成“庭前开小庭”的现象，回到先定后审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