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治的多维视角

四川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魏 勇

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法治成了当今中国最流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在依法治国大旗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村、依法治税”等口号可谓铺天盖地。什么是法治？对法治应持什么态度？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因此，笔者在这里不探求法治的内涵，而是从多个视角对法治进行审视，以期能凸显法治的冰山一角。
----方略观。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味着国家的治理主要依据法律来进行，社会的整合主要由法律来实现。法治是与人治对立而言的，对此江泽民主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礼治、德治、党治等多种管理国家的模式，但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与人治是一脉相承的。只有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治国方略上，法治是否应与德治相结合呢？笔者认为，既然作为治国模式的一种选择，我们应当持慎重态度，并且只能坚持一个标准，要么是法治，要么是德治。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主张，但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古代刑法对八种特权人物减刑的规定）、“官当”（以官抵刑）、“上请”（贵族犯罪上报皇帝减刑的制度）等特殊规定使得所谓的“礼”、“德”成为剥削阶段鱼肉老百姓的工具，而且由于在惩罚犯罪上坚持了双重标准，导致了法律适用的混乱。①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与古代专制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知道，法律是对人民行为准则的最低限度（当然包括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的公共道德）要求，依靠国家暴力这个外在强制力执行，而道德往往是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较高要求，依靠人民的内心信念来自发实现。当今中国，法制意识不高，实现真正的法治都很困难，要实现较高要求的德治谈何容易？再者将国家重大事务寄托在少数人的内心信仰上也是极不可靠的。况且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就会削弱法治的力量，淡化法治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绝对权威性和至高性，从而最终影响法治的实现。应当强调的是，我并不忽视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是说作为治国方略只能坚持一个标准、一个模式，笔者认为以中国实情出发，在治国方略上实行法治是正确的唯一的选择。
----至上观。至上观是指法律在各项行为规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其他规则、规范不得同法律抵触。对此，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与之相适应的是，司法者（法官）完全独立，唯法为上，将法律视为自己的唯一上级，只服从法律;执法者在执法上，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社会公众要自觉遵守法律，奉法律为“圣经”，绝不干违法的事情。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法官在办案时，往往不能独立，喜欢听从庭长、院长等所谓“上级”意见，有时，基层法官对案件拿不定主意时，往往请示上一级法院，以上级法院意见结案，这样等同于变相减少了审级，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其实，不同级别法官、法院之间只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都共同服从一个上级“法律”。对于法律至上性问题，笔者还想到，前不久议论得沸沸扬扬的总理为民工讨工资一事，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喜的是，总理关心民工疾苦，体现了中央领导的拳拳爱民之心。忧的是，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为何老板们敢胆大包天冒违法的风险呢（违反了劳动法）？原因就在于法律在他们心中没有多少地位。为何民工们不愿意将老板们告上法院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法律对于他们这样的“弱者”来说，起不了多少作用。当然也的确存在个别先进者勇敢者曾拿起法律武器抗争过，但法律的至上性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罢了。在法治口号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法律竟不如一句行政命令（总理的一句话）威力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程序观。西方有一句格言：“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这说明洋人注重程序。而中国有一句格言：“好猫歹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表明国人很看重结果。二句格言映射在法治思维上的区别就是洋人重视程序法，国人重视实体法。洋人认为，如果程序不公正，即使结果很公正，也会让人怀疑结果的公正性。这里举“两人分一个苹果”的经典例子，怎样分才公平呢？答案是切苹果的人后选苹果。如果让先切苹果的人先选苹果，即使他是孔融第二，自愿选择了较小的一半，也会使得另一人有“吃亏”的感觉。再如中国人分房子，先是工龄加分，再是职务加分，最后排出名次，确定分房顺序（当然，这种分房办法并不涉及法律问题，笔者纯粹从程序角度看此办法）。请问：加分因素和加分标准是如何确定的？为何学历不加分？工作先进不加分？……。由于这种分房办法带有“官本位”和“论资排辈”的因素，因此这种分房程序难免让多数人觉得不公正。相反，日本人分安居房则采取抓阄的办法确定分房顺序，结果分到比较差的楼层的人也觉得很公正，因为，他们觉得人人都有分好楼层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抓住罢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失去了程序，法律就失去了生命。“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②在法治上，我们要实体正义，更要程序正义。
----权利义务观。任何法律关系，其内容都是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分析线索是法律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当法律对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时，对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是很容易的，问题是当某一行为，既未被法律规定禁止又未被法律规定允许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权利和义务呢？是采取权利推定优先观还是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法律规定的权利姑且可以被任意剥夺，何况法无明确规定呢？可以说专制社会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因此古代有“民可告官但不可告官府”的说法，因为在统治阶段眼里，官府永远都是正确合法的，只有个别官员才会犯错误和不守法。由此可见，在专制社会，政府采取权力推定优先观，对国民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在法治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全体，政府的权力来自国民授权并须依法执行。再者，由于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导致的恶果远比私权利的滥用危害大得多，因此，要对政府实行义务推定优先，实行有限政府，以防止其权力恶性膨胀而恣意妄为。对于国民而言，政府不得强迫其做法律不强迫他做的事情，不得禁止其做法律不禁止他做的事情，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行权利推定优先的原则。由权利推定优先观衍生的是，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即私法领域）奉行“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只要不违法，任凭你天翻地覆。此外，要正确对待权力和权利，还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势力范围”。立法上，政府公权力与私权利要在不同的生活场域求得平衡，公权力不能不分范围地随意介入私人生活场域。在传统中国，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始终是一种漠视和卑微的态度，对此，革命先驱李大钊曾经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由于对个体权利之淡漠，公权力总是手伸得过长，管得太宽，不当地介入私人生活场域，例如，据报道，某地公安机关以夫妻二人在家中看黄碟为由对二人进行治安处罚，搞得当事人疯疯癫癫的。再如房屋拆迁条例由于政府角色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搬迁户的合法利益，更有甚者，某些开发商打着政府的招牌损害搬迁户利益而中饱私囊，已有很多人批评该条例为“恶法”。欣喜的是，现在强制婚检被取消了，表明政府已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位置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以人权为本的权利本位观定会深入人心。
----证据证明标准观。证据是法官断案的依据，是诉讼的灵魂。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证据达到什么证明程度才能定案呢？震惊世界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一案的判决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刑事法庭上辛普森被判决无罪，保全了生命，而在民事法庭上，却被判有罪，赔偿其妻亲属巨额财产。为什么前后两个判决自相矛盾呢？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对于不同的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他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控诉方相对于被告方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此外，人死不能复生，对被告处以刑罚应持慎重态度，因而刑事上的证据证明标准应该严格要求，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就不能判决被告有罪。在民事上，一般只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不涉及剥夺当事人的生命和长期自由问题，对胜诉方的证据证明标准采取“具有概然性优势”即可。在当今中国，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在证据证明标准上均采用同一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确凿充分？对此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在定案上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成分。同时在这种证据证明标准的指导下，通过二审纠正错案能力显得不强，而通过启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事后监督机制来纠正错案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占有不小比例。另外，民事案件由于证据证明标准太高影响了诉讼的时效性，使得案件积压严重。证明标准的同一性使得三大诉讼在证据采纳上形成了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的后果。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针对不同的诉讼种类和诉讼任务构建新的梯形证据证明标准体系：具体来说，刑事诉讼应采取“事实清楚，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高标准，行政诉讼证据要能达到较高程度概然性优势，民事诉讼证据达到一定程度的概然性优势即可。
----忠诚观。人们对法律要忠诚，要忠诚地遵守法律，要忠诚地执行法律，就是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法律忠贞不二。苏格拉底是个著名的哲学家，他经常讥讽旧习，抨击时弊，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支柱的政客们的揭露尤其不遗余力。因此，他得罪了一些“当权者”，于是这些“当权者”便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以“煽动罪”、“败坏道德罪”、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等罪名逮捕了苏格拉底。后经陪审团审判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临刑前，他的弟子们来看他，告诉他弟子们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但苏格拉底却对弟子们说：“我的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法律的权威，一个好公民就要遵守本市的法律，既然雅典的法律判处我死刑，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苏格拉底最终带着对法律的忠诚含笑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思想却流芳百世。在大多数国人来看，苏格拉底有点迂腐，既然法律本身不公正，为什么还要服从呢？我认为，这正是国人不守法的症结所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恶法是否是法”、“有没有一种服务法律的义务”的问题。有人认为，恶法不是法，人们不需要服从，只有符合某种正义准则和道德原则的法律才是法律，由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与正义原则并不完全一致，也就必然存在意见分歧与矛盾，人们在行动上就有可能错误地反对法律，从而造成无政府状态和法律秩序的混乱。因而，为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人人都应当遵守法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制定出来的，反映了人民的基本意志，先天具有“良法”的属性，我们更应当自觉遵守和维护。诚然，我国的法律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但我们不能以个别法律是“恶法”为由而不守法，我们应当养成一种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法律不健全不完善时，只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进行法律的立、改、废，而不是在法律的遵守上采取抵制态度。换言之，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象苏格拉底那样忠诚地服从和维护中国现行法律，这样我国法治的进程才会大大提前。
----信仰观。我的法理学老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姚建宗教授认为，我国法治现实的真实情况是，我们一直强调并进行着法治“硬件”系统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而较为忽视作为“软件”系统的法治精神与情感；我们一直迷信与崇拜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较为忽视作为社会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和尊重。于是，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伴随着法治化的进程，就必然会产生两种与法治根本相悖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社会公众始终认为法律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外物和异已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因此，他时时想到的便是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于是法律丧失了其神圣性、至高性和权威性，也从社会公众的情感上丧失了其相应的效力。另一方面，在外力的强制与威慑下，社会公众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神经，将其愿望和期待埋在了心底，在社会公众逐渐泯灭了其参与热情的同时，独立的平等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长成了。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我国国民发自内心对法律不信仰，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当碰到法律问题时，便诚惶诚恐，处处忍让、躲避，怕招惹官司，引火上身，而很少以一个法律主体的身份能动参与法律生活，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国人较多的做法是所谓“私了”，有时反而因为“私了”被人敲了“竹杠”而有苦难言。西方法治思想沉淀已有300多年历史，这使得洋人从孩提时便养成了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主动积极接受现有法律，而不是被动服从。养成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我国国民来说，还是很艰难的，专家估计，我国实现真正法治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由是观之，中国的法治之路的确艰辛而漫长。
----代价观。专制社会在惩罚违法上，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甚至大量使用连坐、株连九族等酷刑，“千里不闻鸡犬声”便是专制社会悲剧的真实写照。在法治社会，为了避免悲剧发生，法治要求我们在惩罚违法上 “宁可放走一千罪犯，不可使一名无辜者受到冤枉”，当然其结果会使一部分违法者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实现法治在保障人权上所要付出的代价。此外，由于法律不能模糊，应当具有明晰性，这使得严格遵守法律有时也会产生相应社会代价。据说，一个过14周岁生日的男孩，在其生日当晚11点钟因醉酒杀死了参加其生日的一名同学。按我国法律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为满14周岁，具体应从过14周岁生日的次日起算。本案中，幸运的男孩差1个小时才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倘若该男孩再晚一个小时杀人，则要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1个小时（极端一些，也完全可能是1分钟或以秒计）对这个男孩的智力、意志、精神似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依法处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有人为了一元钱打官司，由于诉讼需要繁琐的程序，因而使该当事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法律由于诉讼时效、追诉时效等司法效率的具体规定以及侦察手段的落后和法官素质不高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法治代价更加高昂。可见司法不是廉价物，请这个“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神”来解决问题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的。对此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不因法治的代价而否定法治，而是承认法治的代价并且尽可能将这种代价减到最小。
----局限观。在现代社会,法律的触角已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法律只是社会调整规范的一种，其他调整规范还有宗教、乡规民约、习惯、道德、规章、政策等，换言之，法律并不能囊括一切。大家都看过电影《被告山杠爷》，杠爷这个村长依靠“自己定下来的规矩”将堆堆坪这个穷山沟管理得井井有序：计划生育不超标，提留农税无欠缴，社会治安很优良。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杠爷因将所谓“不听他的招呼”的村民游街而被公安机关逮捕。无疑，杠爷实施的是人治，也许在堆堆坪这样的地方，杠爷的那套人治管理方法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实行法治反而会搞得一踏糊涂，可见法治也并不万能。此外，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使得法律不可能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全部涵盖，因而再完备的法律也存在真空和漏洞。最后，法治作用的发挥还受到“生态环境”（参见下文）的制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法治的局限性而否定法治调整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对法治作用的正确态度是既要反对法治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法治万能主义。
----生态观。经常见到这样的报道，由于人类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某种动物已濒临消亡，这表明，动物要生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同样，法治也是存在生态环境的，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官素质、司法体制、侦察水平等诸多要素构成了法治的生态环境。有人认为，要实现法治很容易，只要把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移植”到我国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是实现了“法制”，而不是“法治”，因为“法治”不仅需要“法制”，更重要的是“法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打个比喻说，如果给原始人穿上西装打上领带配上笔记本电脑，虽然形式上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其绝不是现代人。西方的法律制度是深深扎根于其公众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完善的司法体制以及法官的高素质的。在我国由于公众法律意识偏低、司法体制不完善、法官的素质偏低，因而西方的法律制度再先进，如果全部照搬，也不适应中国的生存土壤，更不用说健康成长，绽放法治文明的花蕾了。
以上是我对法治的所学所闻所见所感，由于法治的思维路径和思考维度是错综复杂的，加之我自认为我并不是法律的“行家里手”，因而上述观点难免不当。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而是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合法还是违法？”；如果有一天，七岁的小孩能脱口而出“这是违法的”而不是“这是坏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法官敢对上级说，“我只服从法律”；如果有一天，公民遇到侵犯自己合法权益时能说：“我相信法院会为我主持公道”…...。我相信那一天正是中国实现法治之日，我也相信对于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而不懈努力的炎黄子孙来说，那一天定会来到。

注释：
①例如，中国汉代的《春秋》决狱，其特点就是依据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提倡的“忠”、“孝”精神和原则来审判案件，而不是依据成文法律来审案。假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其行为造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事处罚；反之，犯罪人主观动机违背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也要定罪惩罚。
②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12页。
③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52--353页。

参考文献：

1.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2.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论借款合同担保

黑龙江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丹 肖文


借款合同的担保,是指借款合同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经双方协商采取的促使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保证他方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手段。它是保证借款合同履行,避免或减少贷款风险,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一种法律制度。借款合同的担保源于债的担保制度。
在民法理论上,债的担保有一般担保和特别担保之分。（1）一般担保是指债务人必须以其所有的全部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总担保。（2）特别担保是相对一般担保而言,它并非以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作为债权担保,而是以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特定财产或者特定的人一般财产（包括信誉）作为债权担保,其目的就在于保障特定的债权。根据担保内容的不同,又将特别担保分为人的、物的担保和金钱担保三类。所谓人的担保,是指由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以其一般财产和信誉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其典型形态为保证；所谓物的担保,是指以当事人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主要方式有抵押、质押、留置、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所谓金钱担保,指通过一定金钱的得失来督促当事人积极地、适当地履行自己的债务,保障债权实现,主要用定金方式。
我国《担保法》所称担保专指特别担保,不包括一般担保。担保法确立的担保方式主要有五种,即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既有人的担保,也有物的担保和金钱担保。而按照《贷款通则》的规定,借款合同的担保只能适用保证、抵押、质押三种方式,留置和定金这两种担保方式不适用于借款合同。《担保法》明确规定,保证、抵押、质押均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担保法》在第93条又作了说明性规定“:本法所称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定金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也可以是主合同的担保条款”。因此,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采用由出借方、借款方、担保方三方当事人共同协商在借款合同中设立担保条款、并由担保方在合同中签字的方式,也可以采用由贷款方与担保方签订担保合同的方式。究竟采用何种方式,由担保人和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共同协商确定。
一、担保法律关系
研究担保法律关系,对于正确确定诉讼主体,认定合同的法律效力,明确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担保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方面:
（一）主体
担保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接受担保的一方和提供担保的一方。
1.接受担保的一方
在担保借款合同纠纷中,接受担保的一方是贷款人,一般是案件中的原告。
2.提供担保的一方
在担保借款合同的纠纷中,提供担保一方,在保证担保中,只能是第三人,在抵押和质押担保中,既可以是借款人,也可以是第三人,他们一般是诉讼中的被告。保证人、抵押人和出质人是有资格限制的,对此《,担保法》分别作了明确规定:（1）保证人。《担保法》第7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担保人。依据《担保法》第8条、第9条、第10条的规定,国家机关（除经国务院批准主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以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未经企业法人授权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2）抵押人。抵押人必须是可以设立抵押的财产的所有权人、处分权人或所有权人授权的人；依法不能抵押的财产的所有权人或处分权人不能作为抵押人。根据《担保法》第34条第5项的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立抵押。这里,承包人既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也不是土地的处分权人,仅是土地的使用权人,但因经发包人既所有权人授权同意,承包人便可以将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财产所有权人的授权同意,应认为是抵押权利的让渡,实际上也是处分权的转让。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发生纠纷,因财产所有权人不是抵押人,而不能成为被告,但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应将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实践中应注意的是,国家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未经授权的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既然不能作为保证人,也就不能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借款设立抵押。也就是说,当抵押人为借款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时,应受前述有关保证人的资格限制。当然,这些单位以自己的财产为自己借款设立抵押是允许的。（3）出质人。出质人必须是动产质物的所有权人、质押权利凭证中的债权人,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股份的持有人,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享有人等。
（二）客体
担保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担保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在保证担保中,客体是行为；在抵押担保中,客体是抵押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以及不动产上的权利,如土地使用权；在质押担保中,客体既可以是法律允许流通的动产,也可以是无形的财产权利,如依法可以转让的债权、股票、股份,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
（三）内容
担保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担保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担保方式不同,权利义务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我国《担保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因为权利义务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基础和依据,我们将在担保法律责任中进行探讨。
二、担保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借款合同纠纷中的担保,无论是保证,还是抵押、质押,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签订。担保合同一经签订既告成立,这一点是共同的。但因为担保方式不同,其生效方式也不同。
（一）保证合同的生效
借款合同纠纷中的保证,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第三人与贷款人签订保证合同。保证合同一经签订即生效；二是第三人和贷款人、借款人共同签订担保贷款合同。担保贷款合同中有保证条款,或虽无保证条款,但第三人在“保证人”栏目内签名或者盖章,保证合同也即告成立并生效。三是担保人单独出具保证书,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最为典型的,是第三人在贷款人出具的格式化的“不可撤销保证书”上签名或盖章并交回贷款人。除此以外,第三人出具的具有保证性质的书面文件,包括信函、传真等,也属于保证书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贷款人没有明确表示拒绝,都应认定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可见,保证是诺成性法律行为,保证合同一经订立即告生效。
（二）抵押的生效
借款合同纠纷中的抵押,是指借款人或第三人不转移《担保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借款人归还借款的担保。当借款人不按期归还借款时,贷款人有权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其中,贷款人称为抵押权人,以财产设立抵押的借款人或第三人称为抵押人。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签订抵押合同的方式主权有两种,一是签订单独的抵押合同,二是在借款合同中订立抵押条款。但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权并不当然生效。依照《担保法》第42条的规定,以该条所列财产抵押的必须向法定的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登记之日即为抵押合同生效之日。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或者登记机关不是法定机关的,抵押合同不生效《；担保法》第43条规定,抵押人以第42条规定所列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时生效,因此,抵押合同签订后,因抵押物的不同性质,分为签订当即生效和签订并经抵押物登记才生效两种情况。但《担保法》第43条第2款同时又规定: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而,为了保证信贷资金安全,《贷款通则》规定,抵押贷款应当由抵押人与贷款人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登记。
（三）质押的生效
根据《担保法》第63条和第75条的规定,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两种。质押合同和抵押合同一样,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签订方式也主要有单独签订质押合同和在借款合同中设立质押条款两种方式。但两者不仅在客体即担保上不同,在合同生效要件上也是不同的。有的抵押合同的生效要件是办理抵押物登记,而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是转移质押物的占有,或者是办理质押权利的登记。
三、担保的法律责任
担保合同法律效力不同,担保人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方式、范围也不相同。
（1）保证人的责任。在一般保证的借款合同纠纷中,保证人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代为履行偿还贷款本息及其他费用的义务。根据《担保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一般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一般是第二被告,并且,只有当主债务人在法律文书生效后,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其财产仍不能清偿全部款项时,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才能产生代为偿还的义务。这就是一般保证人的“检索抗辩权”或称“先诉抗辩权”。但是《,担保法》第17条第3款又规定了三种例外情况:（1）债务人在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义务发生重大困难的；（2）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3）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检索抗辩权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情况,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就不得行使检索抗辩权。
在连带保证中,贷款人不偿还贷款本息的,法院即可以强制执行作为第一被告的借款人的财产,也可以强制执行作为第二被告的保证财产《,担保法》第18条第2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依据这一规定,从理论上讲,贷款人既可以将借款人作为第一被告,保证人作为第二被告,也可以将借款人、保证人单独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从审判实践上看,除非出现借款人破产、撤销、注销、下落不明等情况,贷款人不宜仅起诉保证人,仍应将借款人作为第一被告、保证人作为第二被告提起诉讼。这是因为,法院在审理担保借款合同纠纷时,要查清某些案件事实,如贷款人是否按时汇付贷款,借款人是否已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主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相互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等,都应有借款人参加。否则,不利于查清事实,正确裁判案件。因此,当贷款人将保证人单独作为被告提起诉讼时,如不存在上述情况,法院应追加借款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2）抵押人的责任。在抵押担保合同纠纷中,借款人不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日期履行还款义务时,贷款人有权将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抵押人丧失对抵押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
（3）出质人的责任。在质押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不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日期履行还款义务时,贷款人有权将质押动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或者将质押权利兑现、转让,所得价款先受偿。出质人丧失质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或丧失债权、股东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