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项目欠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项的清偿责任分担
--徐州康馨园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孙中亚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案件要旨
被告康馨园公司与被告长安公司签订了《环秀山庄施工合同》，后三被告康馨园公司、长安公司、李乐党于2007年4月18日签订《环秀山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康馨园公司作为发包方、长安公司作为总包方、长安集团兴建分公司李乐党施工队作为实际施工方，乙方接受甲方和监理公司的监督与管理，协调各方关系，督促丙方按时完成各项施工任务；承包范围为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第一标段，但不包括甲方指定的分包项目；承包价格为380万元，不含甲方指定分包工程、施工过程中经甲方确定的设计变更部分及室外附属工程的费用；工程款由甲方、监理方共同签署按工程进度支付，乙方收取丙方的管理费用在不影响工程施工的前提下由乙、丙方友好协商解决。2007年4月25日，长安公司兴建工程分公司与张兆喜签订《施工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张兆喜作为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一标段的直接负责人，承担安全、质量、经营管理责任等。李乐党主张，张兆喜的上述签字行为系在其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代签的，实际的工程承包人系李乐党而非张兆喜。上述协议签订后，李乐党即带人进行施工。2008年，李乐党从他人处接手了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二标段工程。2009年7月，李乐党在没有完成所承包工程的情况下因故撤离工地。施工过程中，康馨园公司经由长安公司向李乐党支付了400余万元的工程款，长安公司收取了上述工程款中的近10万元管理费。但康馨园公司、长安公司、李乐党未对李乐党施工的工程进行审计结算。李乐党在施工过程中，将其中的模板工程承包给孙中亚。双方于2007年7月26日签订《协议书》，双方协议签订前的2007年5月，孙中亚即进入工地施工。施工过程中，李乐党已支付孙中亚10余万元。经孙中亚与李乐党结算，李乐党以长安公司李乐党施工队的名义为孙中亚出具落款日期为2008年7月26日的欠条一张，内容为：环秀山庄A区一标段、二标段欠支模板工资款197000元，大写壹拾玖万柒仟元整。孙中亚索要上述款项未果，遂持上述欠条以长安公司、康馨园公司、李乐党为被告起诉，要求三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工资197000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债权人有权要求负有义务的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孙中亚自李乐党手中承接了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工程一标段、二标段的模板工程并进行施工，其后李乐党与孙中亚进行就已经完成的模板工程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双方间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产生了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孙中亚作为该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人要求被告李乐党清偿债务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发包方康馨园公司与施工方李乐党至今未对已完工部分工程进行审计结算，致使李乐党未能及时结清与他人的工程欠款。因此，在李乐党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康馨园公司在其应向李乐党支付而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清偿李乐党对孙中亚的债务。李乐党承包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工程是直接与康馨园公司协商确定后，借用长安公司的施工资质完成承包事宜，长安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协调作用，目的在于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因此应当认定属于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的情形。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对于因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应由李乐党与长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告李乐党与长安公司对欠付原告工程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康馨园公司在其欠付承包方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工程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上诉人康馨园公司作为环秀山庄工程的发包人，其对实际施工人不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建设工程在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工程款已经结算完毕，而实际施工人索要工程款的前提是施工的工程质量符合质量标准。涉案工程已于2011年1月18日竣工验收，因此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款项，但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并未最终结算，因此，被告发包人应当向原告在其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承包人欠付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工程款项的，该承包人基于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产生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偿还该工程款项，若该建设工程尚未经过工程结算，系因发包人拖欠工程款项而导致承包人不能及时结清与他人的工程欠款的，该发包人在其欠付工程款项内应当对实际施工人承担清偿欠款的责任；若该建设工程承包人系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的，则该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与无资质的借用企业对外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出借方对该笔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三被告是否应当承担清偿原告工程款的责任以及如何分担；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李乐党与原告孙中亚双方间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产生了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孙中亚作为该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人要求被告李乐党清偿债务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发包方康馨园公司与施工方李乐党至今未对已完工部分工程进行审计结算，致使李乐党未能及时结清与他人的工程欠款。因此，在李乐党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康馨园公司在其应向李乐党支付而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清偿李乐党对孙中亚的债务。被告李乐党与被告长安公司应当认定属于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的情形。对于因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应由李乐党与长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告李乐党与长安公司对欠付原告工程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康馨园公司在其欠付承包方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工程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并未最终结算，因此，被告发包人应当向原告在其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二、案件来源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0）泉民初字第0807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徐民终字第993号

三、基本案情
　　徐州市环秀山庄系康馨园公司开发建设的项目。为完成该项目A区住宅楼的建设任务，康馨园公司与李乐党进行了前期协商，在此基础上，康馨园公司与长安公司签订了《环秀山庄施工合同》，后康馨园公司、长安公司、李乐党于2007年4月18日签订《环秀山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康馨园公司作为发包方（协议甲方）、长安公司作为总包方（协议乙方）、长安集团兴建分公司李乐党施工队作为实际施工方（协议丙方），乙方接受甲方和监理公司的监督与管理，协调各方关系，督促丙方按时完成各项施工任务；承包范围为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第一标段，但不包括甲方指定的分包项目；承包价格为380万元，不含甲方指定分包工程、施工过程中经甲方确定的设计变更部分及室外附属工程的费用；工程款由甲方、监理方共同签署按工程进度支付，乙方收取丙方的管理费用在不影响工程施工的前提下由乙、丙方友好协商解决。该协议甲方处加盖了康馨园公司的印章，乙方处加盖了长安公司合同专用章，丙方处原为李乐党签字并加盖长安公司兴建工程分公司印章，后李乐党签字被划去，而代之以张兆喜签字。2007年4月25日，长安公司兴建工程分公司与张兆喜签订《施工项目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张兆喜作为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一标段的直接负责人，承担安全、质量、经营管理责任等。同日，张兆喜向长安公司兴建工程分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其负责施工的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一标段工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其个人负责，与长安公司兴建工程分公司无关。李乐党主张，张兆喜的上述签字行为系在其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代签的，实际的工程承包人系李乐党而非张兆喜。
　　上述协议签订后，李乐党即带人进行施工。2008年，李乐党从他人处接手了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二标段工程。2009年7月，李乐党在没有完成所承包工程的情况下因故撤离工地。施工过程中，康馨园公司经由长安公司向李乐党支付了400余万元的工程款，长安公司收取了上述工程款中的近10万元管理费。但康馨园公司、长安公司、李乐党未对李乐党施工的工程进行审计结算。
　　李乐党在施工过程中，将其中的模板工程承包给孙中亚。双方于2007年7月2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孙中亚承包环秀山庄A区工程一标段的模板工程，A1A2A5A6A10双拼模板以每平方55元，北公建模板以每平方60元，按图纸设计面积进行计算造价。双方协议签订前的2007年5月，孙中亚即进入工地施工。施工过程中，李乐党已支付孙中亚10余万元。其后，李乐党在2008年从他人处接手了该项目二标段工程，2008年3月2日，李乐党与孙中亚签订承包环秀山庄A区工程二标段模板工程的协议书，约定A3A4A5双拼模板每平方55元，独立A7A8A9A13模板每平方50元，按图纸设计面积进行计算造价。但对此协议中的A3A4号楼模板工程孙中亚并未施工，A7A8A9A13号楼模板工程孙中亚进行了部分施工，后孙中亚因故离开工地，李乐党将该部分模板工程承包给孙善泽施工。经孙中亚与李乐党结算，李乐党以长安公司李乐党施工队的名义为孙中亚出具落款日期为2008年7月26日的欠条一张，内容为：环秀山庄A区一标段、二标段欠支模板工资款197000元，大写壹拾玖万柒仟元整。
　　孙中亚索要上述款项未果，遂持上述欠条以长安公司、康馨园公司、李乐党为被告起诉来院，要求三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工资197000元。
　　长安公司辩称，孙中亚是否为实际施工人无法确认，并且长安公司已经按照合同将工程款全部支付给李乐党，长安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康馨园公司辩称，1.其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向长安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款，不存在拖欠问题。2.对于孙中亚起诉的197000元数字有异议。3.工程是由李乐党与张兆喜共同承包，张兆喜与长安公司也签订了合同，应将张兆喜追加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
　　李乐党辩称，孙中亚承包工地的模板工程，拖欠孙中亚的工程款是根据他干的工程量计算出来的；拖欠孙中亚的工程款属实，但长安公司与康馨园公司一直没有与其算账，其无法向孙中亚支付欠款。
　　审理过程中，长安公司、康馨园公司对李乐党为孙中亚出具的欠条及李乐党与孙中亚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欠条形成的日期进行鉴定。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根据本院的委托于2010年11月17日出具东南司法鉴定中心【2010】文鉴字第7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实验结果显示落款标称日期为“2008.7.26”日的《欠条》形成在落款标称日期为“2008.7.28”的收条之后。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结果不持异议，孙中亚认可欠条形成于2008年年底至2009年春节前；李乐党主张该欠条书写于2008年年底，但双方算账是在2008年7月份，欠条上的数额扣除了已经支付的部分，欠款的数额是真实的。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债权人有权要求负有义务的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孙中亚自李乐党手中承接了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工程一标段、二标段的模板工程并进行施工，其后李乐党与孙中亚进行就已经完成的模板工程进行结算并出具欠条，双方间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产生了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孙中亚作为该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人要求被告李乐党清偿债务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
　　李乐党主张，其未向孙中亚支付上述欠款的原因是其所承包的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工程第一标段、第二标段工程的发包方未向其足额支付工程款。根据查明的事实，李乐党根据其与康馨园公司、长安公司三方签订的《环秀山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承包了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工程第一标段工程，其后又从别人处接收了第二标段工程，施工过程中，康馨园公司已通过长安公司向李乐党支付了400余万元工程款，后李乐党因故撤出其承包的工程施工，但双方至今未对已完工部分工程进行审计结算，致使李乐党未能及时结清与他人的工程欠款。因此，在李乐党无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康馨园公司在其应向李乐党支付而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清偿李乐党对孙中亚的债务。长安公司虽然是《环秀山庄施工合同》承包主体且系签订《环秀山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三方当事人之一，但根据三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及《环秀山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分析，李乐党承包环秀山庄A区住宅楼工程是直接与康馨园公司协商确定后，借用长安公司的施工资质完成承包事宜，长安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协调作用，目的在于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因此应当认定属于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的情形。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对于因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应由李乐党与长安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康馨园公司主张的该工程系李乐党与张兆喜共同承包，应追加张兆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在审理过程中，李乐党明确该工程系其个人承包，张兆喜在协议上签字的原因系李乐党无法出示身份证件而代签；且在庭审中双方对于已付工程款进行确认时，李乐党对于张兆喜领取的工程款也予以认可，因此可以判定张兆喜在该承包工程过程中的行为系代理李乐党的作为，康馨园公司关于张兆喜与李乐党共同承包工程的主张并不成立；第二，孙中亚承包涉案工程的模板工程是与李乐党进行洽谈，相关协议的签订方是李乐党，出具工程款欠条的也是李乐党，因此，把李乐党作为债务人并无不当；孙中亚在诉讼中并未将张兆喜作为债务人列为被告，在审理过程中也未向张兆喜主张权利，可以说明在孙中亚的意识中，张兆喜并非其主张权利的对象，在孙中亚未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无需将张兆喜列为案件当事人。
　　关于康馨园公司、长安公司对于李乐党为孙中亚出具的欠条质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孙中亚与李乐党对于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及欠款的事实并不持异议，可以确认李乐党与孙中亚存在197000元债权债务的事实。该事实的确认对于康馨园公司的利益并不造成损害，长安公司虽依法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如其在承担责任后发现上述债务虚假或存在孙中亚与李乐党相互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况，可以凭相关证据另行向相关责任人主张权利。因此在特定债权债务相对人对于债务的存在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康馨园公司、长安公司的质疑不能成立。但因孙中亚及李乐党对于事实陈述有误而产生的鉴定费用应由孙中亚及李乐党分担。遂依法判决：
　　一、被告李乐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孙中亚工程款197000元；二、被告江苏长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徐州康馨园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在其欠付承包方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1、本案所涉的康馨园公司开发建设的环秀山庄工程是否竣工、是否具备结算条件及是否已经结算完毕；2、李乐党与孙中亚之间的欠条是否真实。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工程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上诉人康馨园公司作为环秀山庄工程的发包人，其对实际施工人不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建设工程在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工程款已经结算完毕，而实际施工人索要工程款的前提是施工的工程质量符合质量标准。上诉人康馨园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表示，涉案工程已于2011年1月18日竣工验收，因此，被上诉人孙中亚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对被拖欠的工程款向上诉人康馨园公司主张相应的权利。对上诉人康馨园公司关于已经根据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付清全部工程款的主张，被上诉人长安公司、李乐党在一审过程中均表示未与上诉人康馨园公司进行最终的结算。此外，上诉人康馨园公司与被上诉人长安公司签订的环秀山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涉案工程应于2007年12月18日竣工验收完毕，而工程实际竣工验收于2011年1月18日，本案纠纷原审法院于2010年10月8日立案受理，根据常理可以推断涉案工程诉前并未进行最后结算。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康馨园公司亦未向法院提供诉讼期间进行最后结算的证据，仅表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已通知长安公司进行结算。据此，法院认为，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并未最终结算。对于上诉人康馨园公司关于应追加案件当事人、以及欠条不具有真实性的上诉主张，在上诉人康馨园公司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康馨园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五、与案件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六条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四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建设工程（即通常所称的“挂靠”）：
　　(一)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个人、合伙组织或企业以具备从事建筑活动资格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二)资质等级低的建筑企业以资质等级高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三)不具有工程总包资格的建筑企业以具有总包资格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四）有资质的建筑企业通过其他违法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情形。
第五条 承包人之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挂靠”：
　　（一）相互间无资产产权联系，即没有以股份等方式划转资产的；
　 （二）无统一的财务管理，各自实行或者变相实行独立核算的；
　　（三）无符合规定要求的人事任免、调动和聘用手续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挂靠人以被挂靠人名义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私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

龙城飞将


　　私人执法超出一定限度可能导致私刑滥用。私刑，即无惩罚权的人对他人非法施加惩罚。惩罚权可能来自法律，也可能源于习惯。
　　法学领域的私刑指无审判权的组织或个人自行拘捕、监禁、审判他人，施以刑讯逼供，甚至残害其身体和生命的行为。按《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在美国，私刑指未经合法审判而由暴民或私人将其所指称的罪犯处死的刑罚，有时亦指刑讯或断肢的刑罚 。
　　我国私刑古已有之。族长无异于奉行宗族法律（家法）的法官，为族法的执行者。有时族长甚至下令将犯过的族人处死。家族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对国家负责。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的司法机构，族长不能调解处理的纠纷，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 。历代封建国家都或明或暗承认宗族法规，近代以来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衰落，但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势力有复苏迹象，出现不少宗法组织施用私刑现象。
　　（一）私人施加的私刑
　　私人自行扣押他人，非法拘禁，甚至刑讯逼供，残害其身体和生命，构成私刑。私人施加私刑的情形不胜枚举，如复仇，讨债人对债务人非法拘禁或大打出手，村民群起为民除恶，甚至父母为除害大义灭亲等。但依现代法制，这种行为不合法，施刑者应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触犯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等罪名。
　　（二）组织施加的私刑
　　组织施加的私刑，指宗族头面人物，以及乡村基层组织、治安联防组织、商场、企事业单位等组织的工作人员或治安人员自行扣押、拘禁他人，甚至刑讯逼供，残害其身体和生命的行为。许多准公权力机关也有动用私刑现象，在我国当前转轨时期，后一情形尤其严重。村干部、治安联防队员、国有企事业单位治安人员等履行职务时施加的私刑，可视为准公权力机关施加的私刑。
　　在广大农村，村干部滥用私刑的现象比较普遍。电影《被告山杠爷》描述了山杠爷为了教训一个屡次打骂婆婆的媳妇，叫人抓她游村，后其跳河而死，公安机关逮捕山杠爷，后指控他非法拘禁。
据李昌平介绍，湖北监利某乡一农民欠队里190元，干部和打手让他还1800元，因无力偿还被关到“小黑屋”里活活冻死 。
　　治安联防组织和商场保安人员滥用私刑时有发生，2001年9月北京惠新西街物美大商场内保人员怀疑某人偷口香糖，当场打死一名民工，打伤数人 。企业老板体罚员工、动用私刑的恶劣事件也常发生，如2001年韩资深圳宝洋厂对56名女工强行搜身案 。
　　（三）公权力机关施加的私刑
　　行使公权力的人也运用私刑，司法和其他公权力机关超越职权或滥用权力，如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等。超越职权，指公权力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超越职权范围，如乡干部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关押或游街，工商干部拘留无照经营的个体户。
　　公权力机关施加的私刑以刑讯逼供最为典型，即侦查、司法人员对嫌疑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非法手段逼取口供的行为。长期以来，刑讯逼供视为通过司法发现事实真相的重要手段。“在拷问中，痛苦、较量和真理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对受刑者的肉体起作用。通过拷问寻求事实真相当然是一种获得证据的途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重要的证据——犯罪者的供认。 ”德国人赖德尔对死刑技术的描绘令人震惊，如放逐、石砸、落崖、架刑、绞刑、斩首、车刑、四马分尸、肢解、溺死、活埋、火刑、断台头、电椅、毒气室、枪毙等 。
　　酷刑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直到现代，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时代，酷刑仍未绝迹。
　　先看文革中饱受酷刑折磨，最后含冤而死的张志新。1975年枪杀张志新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再看上一世纪70年代的1977年，李九莲在江西赣州被杀。先经万人公判大会侮辱：五花大绑，四人按跪，脚镣，黑牌，针药麻醉，竹筒塞入口中；后游街示众；行刑者先射腿令其下跪；曝尸荒野后又被看客割去乳房和阴部 。
　　直到21世纪的2000年，山西岚县公安局干警居然还干出泯灭人性，藐视人权的举动：对维护正义上访的农民李绿松刑讯逼供，割他的舌头 。
　　实践中刑讯逼供等私刑现象仍屡见不鲜。警察与监狱狱警动用私刑在我国情况严重，港澳台也时有报道 。检察机关动用私刑，原湖南省邵阳市西区区委书记刘路贤、副区长禹洪峰被屈打成招 。纪委等党政等其他公共机关亦施加私刑，浙江天台县纪委干部陈家跃等4人对中共台州市纪委采取“双规”措施的陈安稷非法拘禁45天后又活活打死 。甚至还有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暴打当事人，重庆市长寿区法院双龙法庭法官陈跃宁因当事人一句脏话当庭铐打当事人 。
　　现代法治禁止公权力机关施加私刑。1988年中国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表明我国对禁止酷刑的决心。公约规定：
　　“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
　　“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包括施行酷刑的企图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定为刑事罪行，并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
　　“缔约国应在其法律体制内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其中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复原”。
　　“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 。
鉴于我国公权力机关的私刑、酷刑不止，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禁止这些酷刑。《刑法》设有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三个罪名。《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严禁刑讯逼供。《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安全法》、《监狱法》皆规定不得“刑讯逼供”，《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看守所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亦有相关规定。《国家赔偿法》规定公民受酷刑可请求国家赔偿 。
　　从发现公权力机关存在私刑甚至酷刑，到社会形成立法的民意，再到立法机关立法，都是漫长的过程。立法之后，这些公权力机关能否遵守法律的规定，接受民众的监督，彻底遏制法律禁止的私刑、酷刑，仍然需要公民们做出巨大的努力。
　　根据宪法，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共和国，国家机构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代表，这些公权力机关的人员又是国家委托他们执行司法功能，是国家权力机关委托的代表。对于拥有最原始权力的人民来说，他们是派生的代表，是代表的代表，他们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为人民工作，他们有什么理由和权力肆意践踏人民的基本人利和自尊？
　　我们宪法的基本原则常被具体的法律和部门立法所淹没，国家立法和部门法常常被对于法的解释所淹没，法的解释又常常被地方司法机构的会议纪要，内部规定所淹没，会议纪要和内部规定最终很容易具体化为中国真正的“司法实践”。法在这种运动中经过层层衰变，最终已经脱离了本来的面目，变成了少数人在法律、事实、执法、司法的边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种司法实践，就是霍姆斯大法官所说的“坏蛋”对法官判决的预测，就是作为法的最初源泉的公民们所感受到的实际的法。
禁止公权力机关的私刑、酷刑，司法的随意化，违法进行司法活动，是中国公民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正义最基本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