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中“上年度”的司法认定/赵志强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19:49:12   浏览:940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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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法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均提到了一个赔偿标准,即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但是对于“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中的“上年度”,在行政和司法实务中基于不同理解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违法行为发生时的上年度;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是指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首次作出赔偿决定的上年度。在实务中,第二种观点为多数法院所采用。但是在国家赔偿案件中,仍然存在基于不同的理解而作出相互冲突的判决,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损害法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威。

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关于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中规定的“上年度”,应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那么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这里所指的“上年度”是指什么时期的上年度?是否可以适用司法解释对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中关于“上年度”的解释?也应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笔者认为“损害结果发生时”作为确定国家赔偿计算标准的时间点,即以“损害结果发生时”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作为一个统一的赔偿标准。在“违法行为发生时”、“损害结果发生时”、“公权行为被确认违法时”以及“国家赔偿决定作成时”4个时间点中,以“损害结果发生时”确定赔偿计算标准与实际损失最为接近,且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通常情况下不致引发争议,不至于因请求人提起赔偿请求的时间以及有权机关作出赔偿决定的时间而有所不同。此外,以“损害结果发生时”确定赔偿计算标准,能充分反映国家赔偿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彰显国家赔偿填补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功能。

(作者单位: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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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被害人“第二次被害”
??科比逃脱法网的启示

杨涛

   前几天,为审美国NBA球星的科比,陪审团的遴选工作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但形势很快出人意外地急转而下,《新京报》9月3日报道,本案的主审法官特里•拉克里戈尔突然宣布,由于女原告不愿在正式庭审阶段出庭作证,性侵犯证据不足,科比的强奸案已经被取消。
   消息一出来,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金钱的魅力”让科比能聘请最好的律师,能给原告施加最大的压力,从而让其逃脱法网,我并不想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的是引发女原告撤诉的直接起因是一份对女原告合法权益“极端有害”的文件被法院工作人员“不小心”传到各大媒体的手中,科比的律师团也公布了她的名字,而媒体也进行了大肆宣扬,这些都对女原告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甚至因此受到死亡威胁,而这些精神上的伤害和难以承受的压力,她最终决定不再出庭作证。法庭的失误和媒体的“逐猎”行为最终成全了科比逃脱法网。
    大多数的被害人相对于被告人来说,都是社会的弱者,他们受到被告人的侵害已经是不得已的事情,因而,在对被告人的审理中,无论是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媒体都要遵守为被害人隐私保密的底线,避免被害人因为在案件的审理中隐私被透露而受到来自被告的威胁和公众的歧视,遭受“第二次被害”。防止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不仅保护了被害人的人权,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避免被告人逃脱法网。这就要求司法人员不仅要把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作为主要目标,也要把在诉讼进程中周全地对被害人进行保护作为一个目标;媒体在进行案件报道时,不仅是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负有要对被害人的隐私保密的义务。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是法治发达的国度,科比案出现这种“戏剧性”的结局,无疑给他们的司法和社会制度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如果科比案发生在中国,科比恐怕不能因为被害人的撤诉而逃脱法网。因为,在我国强奸案是公诉案件,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以被害人的意愿为转移。但是,在对案件的诉讼中,司法机关和媒体对于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 恐怕不在美国之下。在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司法机关把被害人只是当作为保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工具,而不注重对被害人的心理感受及隐私的保密,被害人因为司法不当行为遭受“第二次被害”的现象时有耳闻。媒体在向市场化迈进过程中,进行舆论监督的成效是有目共睹,越来越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市场化运作下的媒体,其逐利性决定了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进行正当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它可能为“吸引眼球”不惜做出侵权之举,近年来媒体在案件报道中涉嫌侵权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有些是媒体的行为直接产生,一些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扩大。
    在案件的诉讼中,注重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避免来自司法和媒体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第二次被害”,也许是科比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中共中央关于1963年农业税照加7%机动数的通知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1963年农业税照加7%机动数的通知
中发[1962]666号

1962-12-09中共中央


  1961年,中央曾决定将全国农业税的征收任务由1958年的×××亿斤(细粮,下同),调减为×××亿斤,并且确定稳定三年不变。农业税负担虽然减轻了很多,但是由于没有集中掌握一笔应付灾歉减免的机动数,1961年的农业税未能完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3月中央批转财政部党组的报告中,确定各地区一律增加7%的特大灾歉减免机动数,由中央统一掌握,作为对少数特大灾歉地区的减免之用。因为各地布置较晚,有些省和自治区未能把机动数加上去,1962年农业税又完成得不好。为了确保1963年能完成×××亿斤的征收任务,凡是没有增加7%机动数的地区,1963年都必须加上去。要向农民解释,增加了这个机动数以后,在遇有特大灾歉的情况下,既可以对重灾地区给予减免照顾,又不致影响国家收入。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措施,同当前稳定农民负担的政策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