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及其适用

谢德莲


[内容提要]：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以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现象接踵而至，各国立法或实践纷纷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加以修正和补充，以平衡公司与股东的权利和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我国也应该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以健全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立法。
[关键词]：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法人人格 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形态，以有限责任为其主要责任形式。然而有限责任的主要弊端事对债权人保护的薄弱。这种薄弱表现为：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债权人不能直接对股东提出赔偿请求，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使公司与股东分开，庇护了股东免受债权人的追索。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公司的人格掩盖了个人的不法行为，造成了债权人的损害，因而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不予以考虑，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应运而生。
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概述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定义
公司法人人格是指公司以其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和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资格。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当责任，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又称“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立的一种法律措施①。探究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价值两面性，也许我们能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找到缘由。书中曾精辟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于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应运而生，其首推19世纪后半期于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U.S.V.Milwaukee Refrigerator Translt Co）一案中确立的“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本质日本学者森木滋曾作过这样的精辟解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是指对照法人制度的目的，就某一公司而言贯彻其形式的独立性被认为是违反了正义，衡平的理念，并对该公司的存在给予全面的否定，而是在承认其法人存在的同事，只就特定事案否定其法人人格的机能，讲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视为同一体。”②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特征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作为在特定情形下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修正和维护，当公司法人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被滥用打破，它作为一种事后救济手段出现，是对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一种风险的与权利的平衡，实现了“矫正的公平”。它具有以下特征：
1.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以承认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前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虽然具有否认法人人格的功能，但它是针对具有法人人格且人格被滥用的公司。若一公司未取得合法独立人格，它就不能行使法人的权利，其行为和后果将视为无效，也就不存在债权人要求股东就公司实体行为或债务直接承担责任，也不存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必要。因为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才有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不是对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否认，而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恪守。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公司设立瑕疵问题。公司设立瑕疵是针对公司在设立时存在实体或程序的缺陷。对于此类公司是否具有法人人格应加以区分。(1) 公司设立不能。公司在形式上已经完成登记行为，但是因为存在公司设立无效的法定事由，如：不到法定人数、缺少公司章程或章程存在违法记载事项等，此类公司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不具有法人人格。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致人损失时，不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而由发起人负连带责任。（2）公司设立虽有瑕疵，但可根据某些条件或既定事实对设立瑕疵的公司的人格予以承认。 当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就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
2.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法律效力，只适用于个案中的特定法律关系，而不具有普适性。它不是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具体个案中，公司法人人格不合目的性而需要否认其法人人格的场合。其效力不涉及该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并且不影响该公司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合法的继续存在。待公司消除股东的滥用行为后有恢复其法人机能，公司独立人格依然未法律所承认。
3.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是对法人人格被滥用后的一种事后规制。它通过追究法人人格滥用者的责任，对因滥用而无法在传统的法人制度框架内的合法权益者的一种救济，是对股东只负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在特定情形下的否定，使滥用公司人格者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以体现法律所要求的将利益和负担公平、合理的分配于当事人。
二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
（一）公司法人人格构成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作为公式法人制度的重要补充，仅适用于法人人格滥用的情形。如果不恰当的适用，就会导致整个法人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必须把握其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
（1）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者。滥用者应限定为该公司握有实质控制能力的股东，即支配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为表征，如母公司对子公司保持高度控制权。要界定支配股东必须区分积极股东和消极股东。积极股东是对公司的决策加以影响的股东。消极股东上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显而易见只有积极股东才有滥用公司人格的可能。还需注意的是利用公司人格进行不法行为者不一定都是股东，还可能是公司董事、高级职员等。对于此类情形，不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而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2）人格否认的主张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必须经过司法途径，对因法人人格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进行救济，因此需要由原告提出适用该法理的诉讼请求。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受损者通常是公司的债权人或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政府部门。若公司自己或公司股东为某种利益提起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请求，法院一般是不予以适用的。因为要求公司主张自己不是“人”在逻辑和法理上都讲不通。在此种情况下公司或小股东权益可依公司法得以保护。
2.行为要件
必须有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或有限责任追求不法目的的行为。这样债权人就可以揭开公司的面纱，直索公司背后滥用人格股东的责任，其他未滥用法人人格的股东仍受有限责任的保护。至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学术上存在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认为滥用法人人格者在主观上必须有恶意。客观滥用说认为主观恶意已不适合于社会的要求，不利于债权人的举证，不利于体现法律的精神本意。因此采用客观滥用说更能有效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股东的滥用行为要与股东在公司经营中的个人行为和后果而承当的个人责任加以区分。
3.结果要件
公司人格滥用行为必须对债权人或社会造成实际损害。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表明股东为追求不法目的，损害他人利益，违背了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正义的目标。在判断损害时既要考虑已经发生的损失，也要包括公司债权人或第三人的利益损失。而且损失必须与滥用行为有因果关系。那么就要求损失者证明其损失与滥用者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才能提起诉讼。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一般适用场合
1.资本显著不足。
公司以资本作为其对外事务的最低担保，与债权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资本显著不足往往是揭开公司面纱的因素。那么如何判断公司的资本不足？现代各国对公司注册的最低资本额都规定的比较低，在英美国家甚至未作出规定，显然不能以公司注册的最低资本额。应以公司设立或新业务开展时的注册资本为准。股东的出资必须符合公司经营事业、规模或经营风险的最低要求。公司资本应与其经营的事业和隐含的风险或经营规模相比较，明显不足时，才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的理念。
但是并不是所有资本不足的情况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只有当债权人因股东的欺诈行为而受到损失时，才适用该法理。若债权人与股东交易时知悉或应当知悉公司资本不足仍与其交易，债权人不能就此损失要求适用该法理。因为债权人可以事先要求股东提供担保而分担风险。
2.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合同义务。此行为，大致又可分为以下三种：
(1)当事人为回避契约上特定的不作为义务（如竞业禁止）而设立新公司或利用旧公司掩盖起真实行为。（2）“脱壳经营”即股东为逃避原公司巨额债务而抽逃资金或解散该公司或宣告该公司破产，再以原设备、场所、人员及相同经营目的而另设一公司的行为。对此应将新设的公司人格予以否认，视新设的公司与原公司为同一个法律主体，二者共同对债权人负连带责任。（3）当事人利用公司名义进行诈欺以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
3.滥用公司法人格规避法律义务的行为
即股东利用新设立公司或既存公司的独立人格，人为改变了强制性法律规范适用的前提，从而达到规避法律义务之目的的行为。如国际避税，母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使收入从高税区向低税区转移，当收入在低税区纳税后，再将其留滞于该地区。其次，如为凑足股东人数，虚拟股东或虚拟出资，以独资、合资、合作为名，骗取国家的优惠政策。
4.公司人格形骸化
所谓公司人格形骸化实质上是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使公司成为股东的或另一个公司的另一个自我，或成为其代理机构和工具，以至于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情况。这在一人公司和母子公司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基本表征如下：
(1)财产混同，一方面表现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在实际经营上的混同，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司与股东或一公司与他公司利益一体化上。如子公司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运作，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利润积累于母公司而损失留存于子公司。这都违背了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进而影响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
(2)业务混同，即一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需要为准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使交易方无法分清是公司还是股东的交易行为，从而剥夺了公司的利益机会。③
(3)组织机构混同，如“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人员的兼任，无视公司的法律形式不召开股东会议等。
(4)人格混同。如子公司一直被视为母公司的一部分，如“分部”或“地区办事处”，而不是一个子公司。控制与被控制是母子公司关系的基本特征，它意味着法人股东不会放弃对公司财产的直接支配权。就是实质上来说，子公司之于母公司即为股东为法人而非自然人的一人公司。④
（三）适用的限制和应注意的事项
1.必须严格把握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构成要件。公司人格的滥用者是公司的股东，而且应该运用深石原则区分积极股东和消极股东。小股东的利益可依公司法得以保护，而不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另外，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仅存在于实体法之中，在诉讼法上并不产生直接的效力。公司的法人人格被否认，不影响其诉讼主体资格。⑤即在诉讼中，即使公司法人人格被否认，也不影响其在诉讼中的主体资格。
2.为了避免他方先行违约给自己造成损失而规避合同义务的行为不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利用法人人格本是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但是由于这种规避约定义务行为是合同守约方合法的自我救济，⑥因此不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
3.反向刺破问题。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虽然是针对股东责任的情况，但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同样适用于对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这就是公司法人人格的反向刺破。在实践中只强调一般意义的刺破而对相同情况下构成的反向刺破的事实予以回避，大大的减损了投资者的信心，有违公平、公正原则。⑦因此方向刺破与一般意义的刺破在实践中都有应用的必要。
4.预防、制止公司法人格否认被滥用的发生。因为存在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所以从程序、组织等方面依法有效地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三 我国的立法现状及立法完善
（一）我国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作了一定的反映。一方面它们注重规定公司的有限责任，强调其人格独立；另一方面，它们更强调公司应当在权利能力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但是《民法通则》第49条及国务院的条例中规定了股东出资或公司资本不足情形下，股东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却未规定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然而，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一直未得到立法界和司法界的广泛承认，仅在国务院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如1990年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反映出一些突破有限责任的新规则。依据我国1993年12月29日公布的《公司法》第3条规定表明，我国法律关于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定是严守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所以当公司法人格不断被股东滥用时却缺少规制此类行为的法律依据。在2001年9月，最高法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对涉及上市公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这愈加暴露出我国相关立法的缺陷。显然这对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缺憾，也不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质疑与对策研究
倪学伟

提要：软件的内在本质是技术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工具性的。本文论述了软件不适合于著作权法保护之处，如软件的工具性使用与著作权法的矛盾等，考察了用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公平竞争法等保护软件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我国对软件保护的立法模式初步选择。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software is techn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it is tool nature. This thesis first points out some aspects of software unfit to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such as the contradictory between the usage of software as a tool and the characters of copyright law. Then the author discusses full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oftware protection applying the Patent Law, Mark Law, Commercial Secret Law and Fair Competition Law in order to protect software completely.





作为加入WTO的重要司法措施之一，我国于2001年12月28日修订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新条例是2001年10月27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有诸多先进性，是我国保护软件著作权的重要法规。但不可否认，其中仍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探讨，现述诸于文字，以期引起争鸣。
一、软件的法律特征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第3条进一步规定，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计算机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软件是作品的一种形式，受著作权法保护。这就意味着软件具有作品的一般特征，即独创性、可复制性和合法性。同时，软件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作品，它是高科技发展的产物，除具有作品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一）软件的开发工作量大、开发成本高，但对其复制却很容易，且复制的成本极低。开发一个具有实用商业价值的软件，通常需要按照专业化分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由一大批人共同进行，少数人几乎是不可能进行软件开发工作的。开发软件，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有充足的开发资金和良好的开发环境，否则，开发工作将很难完成，甚至于根本不可能进行。软件的复制是指把软件打印在纸上或穿孔在卡片上、把软件转存于磁盘、磁带或ROM芯片中等等。在计算机上进行软件复制极其容易，且所需成本极为低廉。软件的极易复制性和复制成本的低廉性，使非法复制他人软件牟取暴利成为可能，因而有必要严格保护软件著作权，坚决打击软件的“海盗式”复制行为。
（二）软件既是作品，又是工具，是作品性与工具性结合的智力成果。软件包括程序和文档两个部分。文档是用自然语言编写的文字资料和图表，其作品性是显而易见的。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是用计算机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如Basic、C、Algol、Cobol、Fortran等语言编写，表现为一些数字、文字和符号的组合，构成符号化指令序列或符号化语句序列，这与传统的文字作品没有显著的不同。目标程序是使用机器语言编制的体现为电脉冲序列的一串二进制数（0和1）指令编码，直接用于驱动计算机硬件工作，使计算机系统能发挥其各项功能，从而获得一定的结果，因而目标程序又具有工具性的特征。同一程序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应当视为同一作品，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是同一作品的两类不同表现形式，亦即计算机程序包括了源程序的作品性和目标程序的工具性双重特征。
（三）软件具有无形性和实用性，可以反复无限制地多次使用，但其商业寿命较短。软件是人类通过智力劳动而创造的精神产品，不具有任何形状，这与传统的人类精神产品无形性特征并无二致。这一特征决定了软件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同时为若干人分别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使用价值就越大，同时也意味着软件一旦发表，权利人不通过法律手段很难进行实际的控制，甚至根本不可能控制。软件只要不受计算机病毒、操作失误等影响，便可无限制地反复使用，其本身不会因使用而受到磨损或产生损耗。这里需要将软件与软件的载体磁盘、磁带、内存储器等区别开来。软件的物质载体当然会因使用而受到磨损，但软件是一种程序，是人通过智力劳动而产生的精神产品，故而不可能有磨损或损耗的问题。但软件又具有工具性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使用而发挥其功用的。既然是一种工具，则就是有使用寿命的，这种使用寿命在流通领域表现为商业寿命，即从投放市场、畅销、滞销到退出市场的整个期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软件层出不穷的今天，软件的商业寿命正在日益缩短。一般而言，超过10年的软件“已是老态龙钟，过时而且效率差，实用价值不大” ，已很难有效地占领市场。
二、质疑：软件真的适合于用著作权法保护吗
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特别是用传统的、未经改造的著作权法保护软件，仅考虑了软件的部分特征，而这部分特征恰好与文学艺术作品有某种相似，具有可版权性。但是，软件的另一部分特征却是著作权法无法包含的，而这部分特征可能是人们开发、使用软件的目的所在。计算机软件不适合著权法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软件的工具性特征与著作权法相矛盾。开发、购买软件的最终目的是将软件装入计算机，与计算机硬件相结合，以处理数据、进行数值运算、控制生产过程或达到其他目的。软件最终是被人们作为工具使用，并非作为作品欣赏，软件的终极目的是工具性的和功能性的。如果说在90年代之前软件的作品性特征更为人们重视的话，那么在90年代之后，随着知识经济曙光初现，计算机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软件的工具性特征已远远超过了作品性特征而引起各方人士的重新思考。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不保护工具，更不保护工具的使用，以著作权法保护软件，并不能禁止他人将软件作为工具加以使用以及因使用而获得收益。软件作为工具使用不侵犯其著作权，正如将一本介绍杂交水稻育种的书翻印是侵犯著作权的，但使用书中所介绍的育种方法而获得好的收成却是合法的。
软件权利要得到法律全面、完整保护，一方面应禁止未经许可而复制软件（这是可版权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应严禁未经许可而使用软件（这似属专利权的范畴）。软件复制在通常情况下是使用的前提，而软件使用是开发、购买和复制软件的最终目的。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复制权，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对软件的非法使用，但一旦发生软件的非权利使用，依著作权法最多也只能追究非法复制行为，不能追究其使用行为。而且，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在信息网上甚至可以不用复制软件而同样达到使用的目的，使用人无偿使用了软件，并因而有了收益，却根本不违反著作权法。所以，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恰好把软件最需要保护的内容即软件的工具性使用权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这既可以说是法律的漏洞，也可以说是著作权法本身的特点所在，是著作权法不能完全保护软件权利的一个方面。
第二，软件的开发思想、技术秘密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是矛盾的。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方式，不保护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同样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各种表达都分别享有独立的著作权，但思想是不享有著作权的，即著作权法上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如果某一思想的表达只存在唯一的或极为有限的几种方式，即思想和表达具有同一性，无法区分，则思想和表达都不享有著作权，此乃“思想表达同一性”原则。对极其简单的软件，在软件功能和硬件环境的制约下，因可供选用的表现形式种类有限，即便独立开发，也与同类软件相似甚至相同，即思想与表达是同一的，对此不能授予著作权，否则便是保护了开发的思想，不利于技术进步。而对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复杂度的软件，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将思想和表达区别开的。以著作权法上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保护软件，就是要求只保护软件的表达，不保护开发软件的思想。那么，开发软件的思想是什么？不保护开发软件的思想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又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我们知道，软件开发都要经过功能限定、逻辑设计和编码三个步骤，其中的逻辑设计是指从结构、顺序、组织(Structure、Sequence and Organism，简称SSO)等方面来安排所选择和确定的软件功能的过程或步骤。这是投资最多、耗时最长的软件开发环节，其成败关系到软件开发的成败。逻辑设计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指开发人员对其程序所包含的各种指令、各指令层次等所作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合理运行的关系设计。逻辑设计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属于思想还是属于表达，明确这一点是著作权法能否保护软件的关键。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美国法院的两个著名判例：
判例一：1980年美国威兰公司用EDL语言开发出“牙科诊疗软件”，适用于IBM/Series Ⅰ型计算机。杰斯罗公司雇请威兰公司的原程序设计员之一在分析研究“牙科诊疗软件”基础上，用BASIC语言编写出一套功能相同的软件，适用于IBM/PC计算机。1984年，威兰公司状告杰斯罗公司非法复制其软件而侵权，要求赔偿。杰斯罗公司辩称其是独立开发软件，在开发过程中仅吸收了威兰公司软件的创作思想，并未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威兰公司软件的表达形式，创作思想不享有版权，故不构成侵权。 法院判决：在软件作品中，用途和功能是创作思想，若达到该用途和功能有多种选择途径，则每一种选择途径就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杰斯罗公司正是为了达到软件的相同用途和功能，选择了与威兰公司相同的思想表达形式，即相同的软件结构、顺序和组织，故判决杰斯罗公司败诉。
判例二：1988年之前计算机国际联合公司开发了“CA调度程序”，其后阿尔泰公司在自己开发的“奥斯卡3.4程序”中原文使用了“CA调度程序”30%的内容，阿尔泰公司从而承担了侵权责任。1989年阿尔泰公司开发出“奥斯卡3.5程序”，删除及更改了原属侵权的30%的内容，但在结构（包括总流程图）、组织（包括模块之间的关系、参数表、宏指令等）上仍有与“CA调度程序”相同之处。计算机国际联合公司起诉后者侵权，要求承担相关责任。本案与威兰案相似，但法院判决却认为：判断某一程序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否侵犯了他人版权时，应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抽象法，即把不受保护的思想本身从思想的表达中删除，如果仅是思想相同，即使这种相同表现为结构相同，也不侵犯版权；第二步过滤法，即把思想和思想的表达中的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删除出去；第三步对比法，经抽象和过滤，如果两部作品仍有实质性相同，才能认定后开发的软件侵犯了先开发软件的版权。经过如此“三段论侵权确认法”的确认，法院判定，“奥斯卡3.5程序”与“CA调度程序”在结构和组织上的相同不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围，被告不构成侵权。
以上两判例都是软件开发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SSO）相同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在类似情况下法院判决截然相反，除说明判例法的不确定性外，还说明软件用著作权法保护的可探讨性或不成熟性。
在威兰案中，法院将结构、顺序和组织认定为是可版权性的“思想的表达”，而非开发思想，应由版权法予以保护。我们说，软件大多是在吸收、借鉴原有软件基础上开发完成，若凡是结构、顺序和组织相同都认定为侵权，则对科技发展是不利的。杰斯罗公司的行为可认为是解剖他人产品，然后进行仿制，这乃是专利法领域的侵权方式，但威兰公司的程序未获得过专利权，只享有版权。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借版权法的名行了专利法的实，并使原告实质上享有的专利性独占权得到版权法长达50年的保护。本案可看作是美国法院从专利法的视角出发，对著作权法保护软件提出的挑战。
在阿尔泰案中，美国法院的判决又回到了传统的著作权法上来。很明显，法院未对软件第一开发人在结构、顺序和组织方面的创造性劳动予以保护，仿制甚至抄袭他人的创造性成果成为合法，这同样不利于软件技术的正常发展，法院似乎在暗示人们需要用另外的法律来保护软件的结构、顺序和组织。这正如德国律师，法学博士Geissler所指出的那样：“计算机程序所需要保护的，仍旧是技术上的创造成果。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对于计算机程序所有人来说就显得过于窄了，以版权法来保护程序，使得程序所有人在本应享有的专利权领域中，出现了一大片‘不设防’地段。”
从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正反两个判例可以看出，不论法院将结构、顺序和表达认定为思想或是思想的表达，都会过度地保护一方的利益，损及另一方的利益。著作权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谋得双方利益的平衡，更无所谓公正了，思考的方向看来只能在著作权法之外。
三、对策：专利法、商标法等保护软件的可能性
软件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具有工具性和功能性特点，用专利法予以保护是有理论依据的。众所周知，发明是各国专利法保护的对象，其基本特征是：发明必须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必须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发明必须是一种技术思想或技术方案，能够解决一定领域内的特定技术问题。所有软件都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是技术思想的体现，都能解决一定的技术问题，具有实用性，而那些开创性的软件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因而可以认为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既然开创性软件具有发明的基本特征，用专利法来保护则并无不妥。至于新颖性检索困难、申请专利的复杂性耗时性、维持专利的高费用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软件的可专利性无关。事实上，反对用专利法保护软件的主要理由就是软件新颖性检索困难。这一困难的确存在，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审查技术的提高，这一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对于计算机软件与硬件一起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获得专利法的保护，在法学界和专利界是没有多少分歧的。譬如，我国1993年之前的专利《审查指南》规定，一项含有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申请专利，其必要条件是计算机硬件必须因为该程序而有所变化，如程序对硬件设备起到改进或控制的作用或对技术方法作改进，程序和设备、方法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专利性。这一规定所指的专利很难说是计算机程序所享有的专利，因为程序在这种专利保护中只是处于附属地位，不享有独立的专利权。针对软件发展过程中可专利性的因素逐渐被人们认识，我国1993年的专利《审查指南》对包含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申请专利有了突破性规定，不再要求程序导致硬件的变化是包含程序的发明获得专利的前提，而仅要求包含程序的发明申请专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程序的主题必须是技术性的（即涉及自动化技术处理过程的技术领域、计算机内部运行性能改进的技术领域和涉及测量或测试过程的技术领域），能够产生技术效果；二是该程序要有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现在的问题是，计算机软件能否单独享有专利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早已作出了肯定回答。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一切有用的、新的、具备非显而易见性的智力成果，不论其是一种方法、机器、产品或物质的组合，都可以获得专利权，受专利法的保护。许多国家把计算机程序视为逻辑思维步骤、数学算法，不能获得专利，而美国将计算机程序视为某种方法发明，只要程序不是纯数学运算方式的再现，并对提高计算机的工作效率产生了作用，都可授予专利。在判断一项计算机程序是否属于纯数学运算方式时，美国法院提出了“二步审查法”，即首先确认专利申请中的权项请求是否就某种数学运算法提出的；若是，再审查该请求是否全部或仅仅就该数学运算法提出的。如果结论是否定的，则该程序可以获得专利。
用专利法保护软件的好处是：软件专利权人在一定期限内拥有了对其软件专利发明的垄断权，得到了知识产权法的最严厉而完整的保护，可以收到丰厚的利润回报；专利法保护期限较短，适应了软件商业寿命短的特点；专利法要求专利权人公开其智力成果，可以让公众能方便地借鉴和创新，避免软件重复开发，也使权利人避免了为保密而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
“商标是识别商品和服务的标记” ，商标法通过授予商标使用人以商标专用权，禁止他人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并对侵权行为进行制裁，以达到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目的。在市场上流通的软件具有商品的一切属性，可以用商标法予以保护。当然，软件所需要保护的核心是程序，用商标法保护可能很难防止他人对程序的模仿、抄袭，但商标法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即建立商标与软件内在质量的紧密联系来保护软件权利，以便于软件权利人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并获得经济效益。消费者购买软件实际上是由两种购买行为组成：一是购买软件物质载体如磁盘、磁带等的行为，二是购买软件使用权的行为。针对这两种购买行为，软件生产者可将其商标同时加注在软件的物质载体上和软件运行产生的屏幕显示中，以表明其软件的质量、生产者的信誉，并与其他软件相区别。商标权的取得，大体有三种情况，即注册取得原则、使用取得原则和混合取得原则，其中注册取得原则是绝大多数国家授予商标权的原则。软件生产者可就其开发的所有软件申请一个注册商标，也可针对所开发的每一个软件分别申请注册商标。软件商标同样应遵循法律规定的一些必要条件，如“商标使用的文字、图形或其组合，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使用注册商标的，并应当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注册标记” 。
用商业秘密法和公平竞争法保护软件，是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已经采用的做法，尽管商业秘密法和公平竞争法是否属于知识产权法范畴目前尚有争论。商业秘密法保护软件的优势是没有地域性和保护期限的限制，软件秘密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国家想获得秘密的人颁发许可证、收取许可费；不禁止两个以上的主体享有同一个秘密；保护范围可扩延到思想、内容、表达、数据等各个方面。不利之处在于防止软件秘密泄漏的成本很高，保护期限随秘密性丧失而可能随时终止。公平竞争法是指反对、限制、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法规的总称，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公平交易法、反对限制竞争法等等。公平竞争法涉及的面极为广泛，既可以调整软件开发领域中的竞争行为，也可以调整软件流通和消费领域中的竞争行为，这对促进软件产业健康发展是有裨益的。
四、简短结论
软件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智力成果之一，用知识产权法保护是毫无疑问的。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都在不断地探讨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哪一个部门法保护软件更为恰当，至今没有取得无争议的结论。软件业高速发展和软件在各行业中重要性的显现，急迫地需要法律对软件予以保护。法学理论的滞后，不能阻止法律的进步。以美国1980年修订版权法为标志，世界上形成了一种以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潮流。但实践证明，著作权法只保护了软件权利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权利没有受到有效保护，因而有必要在著作权法之外寻求解决办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公平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法可以从不同角度保护软件一方面甚至几方面的权利，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方向。
我国在著作权法之下制定单行法规保护软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软件业发展，我国迟早也会面临美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即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不足与尴尬。未雨绸缪，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技术带来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墨守陈规注定要失败。我国软件保护立法可以作这样的设计：以著作权法为主，兼采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公平竞争法之所长，制定一部单行的软件综合保护法，不但保护软件作品的表达以及软件的作品性复制权，而且保护软件的结构、顺序和组织（SSO）中所包含的独特的设计思想和软件的工具性使用权；以商标使用权的保护为契机，防止伪冒软件的制作和传播；保护软件业的正当竞争，打击非法窃取商业秘密和非法垄断行为；参与软件国际保护行动，在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软件国际保护的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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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美]刘江彬著：《计算机法律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参见唐广良等著：《计算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259-263页。
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206页。